(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時至今日，評價巴金仍讓一些學者覺得為難。許多學者坦言，因為太近的距離，使我們很難恰當地找到客觀審視一個人該具備的角度

　　李輝,長期研究巴金，傳記文學作家，曾出版《巴金：云與火的景象》。作為人民日報副刊編輯，李輝長期專注于一些時代人物的歷史研究。

　　當巴金活著時，我們還可以觸摸到五四時代

　　中國新聞周刊：你怎么評價巴金最后的日子？

　　李輝：最后這6年他事實上都是在病床上度過，人還健在，生命還在，但是與這個時代已經不是直接的關聯了。因為他已經不能夠發(fā)表作品了，而作家是要靠作品說話的。

　　他的高峰還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寫《隨想錄》期間，體現了他真正的價值，即參與社會，影響時代，干預生活，這些才是巴金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

　　其實巴金本人一生都處在矛盾之中，真正想做的事情事實上最后都沒有做成。比如他早年想離開家庭，批判家庭，但是他事實上是一個家庭觀念很重的人；他想成為一個斗士，但是事實上他又不是；包括他想安樂死但是又不能夠安樂死。這種種矛盾使得很多年輕人不能夠理解他。

　　中國新聞周刊：你覺得晚年的巴金是一個快樂的人嗎？

　　李輝：我感覺他一直很痛苦，而且很憂郁。當然冰心說過一句話，痛苦的時候就是巴金快樂的時候。我不知道該怎么理解。

　　我發(fā)現他的性格就是這樣，永遠在思考，在想問題。他總是對不能夠達到他的理想，有一種憂郁，有一種不滿，但是他又完全不能夠控制進程。他很多想表達的東西(其實)已經在作品里了。

　　巴金是一個很低調的人，但恰恰是這樣的人，又被時代賦予了最高的地位，成為偶像，而這又并不是巴金所愿意的。

　　中國新聞周刊：如你所說，巴金解放后最有創(chuàng)作力的時期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但是似乎是他失去創(chuàng)作力后，在人民中的聲譽卻越來越高？

　　李輝：這主要是政府給予的榮譽，不過也源于他對社會的影響，當他能夠思考和自己寫文章的時候，多少都會委婉、含蓄地表達一些個人的觀點，這一點在這個時代是很難得的。

　　另外，他畢竟是五四時代最后一個還活著的作家，馮驥才說當巴金活著時感覺我們還可以觸摸到五四時代，巴金走了以后我們感覺能夠觸摸到這個時代的人再也沒有了。

　　我們大部分人處于中間，而巴金是這個中間層面上比較高境界的人

　　中國新聞周刊：從巴金的《家》、《春》、《秋》到《隨想錄》，這中間是否存在一個太長的斷層？

　　李輝：這是整個中國文化的斷層。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文學和整個社會的斷層相一致。

　　巴金年輕時候曾經是無政府主義者，是反對過蘇聯的，反列寧的，這是他一個巨大的歷史包袱，當時他必須寫一些御用作品(以自保)。

　　中國新聞周刊：斷層期間他如何釋放自己的寫作熱情？

　　李輝：斷層期間他也還是在不斷寫作，他是少有的幾個當時還是被官方肯定，封為“人民藝術家”的人。

　　他曾經到過朝鮮戰(zhàn)場，遵命文學還是寫得比較好的，但是巴金后來又反思，再看那些年寫的東西，覺得都不是自己的話，說的是人云亦云的東西，所以他基本上是否定了自己這個時期的創(chuàng)作，特別是自己所寫的一些應景文章和批判文字。

　　中國新聞周刊：作為一個旁觀者，你覺得這是巴金的缺點嗎？

　　李輝：這很難說是一個缺點。

　　當然你會說當時應該拍案而起，但人是不能夠脫離時代的，去做英雄就義的人畢竟是少的，同樣完全出賣靈魂的人也是少的，我們大部分人處于中間，而巴金是這個中間層面上處于比較高境界的人，因為他畢竟沒有出賣人，沒有害人。

　　在我交往的文化老人當中，很多人都會有比較多的敵人，或者有很多的非議，包括沈從文，蕭乾，惟獨巴金，我很少聽到有人對他有非議。就做人來講，他是一個不能夠說完美，但是至少是一個比較少的因為私人恩怨而讓人感覺到厭惡或者是看不起的人。

　　他總是和時代脈搏相連

　　中國新聞周刊：你怎么評價巴金的時代價值？

　　李輝：從文學的成就上，當然魯迅、沈從文，包括曹禺，都要超過巴金。但從綜合的文化貢獻來講，巴金的地位也是別人無可取代的。

　　后者包括文學作品的影響，也包括對社會的影響。巴金生活的時間跨度大，他能夠在兩個不同的時代都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

　　比如早年的《家》、《春》、《秋》三部曲，他是以文學作品影響社會；到《隨想錄》時，他則是以文學隨筆、政論對社會產生影響，所以如果說巴金是“與時俱進”的話，可以理解為他總是和時代脈搏相連。

　　中國新聞周刊：你覺得巴金能夠影響幾代人？

　　李輝：那就看中國時代的變化。網絡的時代和玩游戲機的時代，變化太大了。

　　文學到底會發(fā)展成什么樣，有哪些東西能夠真正留下來，都很難說。而巴金至少作為文化意識的一種存在，永遠會是研究者和文學史家、出版家所關注的對象。

　　中國新聞周刊：巴金去世了。作為一個研究巴金的作者，你有什么遺憾嗎？

　　李輝：1996年我得知巴金把自己在文革中寫的“交待”包好鎖在了抽屜里。我問巴老能不能夠把“交待”整理出來發(fā)表，巴金說我不敢看，我說整理出來可以作為一個歷史資料，他說等我死了以后再發(fā)表；第二年我又提出來，巴金說我考慮考慮看；第三年，我到上海連續(xù)三天都去看他，問巴老你想好了嗎？巴老說你的性格怎么比我還急。

　　但之后他就切管躺在床上，這個事情從此耽擱下來了。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羅雪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