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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伎等于妓女和慰安婦，中國人演日本妓女，就是傷害了中國人的尊嚴。

　　這一道德判斷，暴露了憤青在日本文化方面的無知

　　2001年爆發(fā)的趙薇“軍旗裝事件”引發(fā)民族主義的軒然大波，本來在情理之中。日本軍人對在侵華戰(zhàn)爭中曾犯下滔天罪行，中國電影演員以日本軍旗為時裝，嚴重觸痛了中國人的戰(zhàn)爭創(chuàng)傷，趙薇為自己的無知之舉公開道歉，也是理所當然。但今年章子怡、鞏俐和楊紫瓊接拍由斯皮爾伯格監(jiān)制的《藝伎回憶錄》，再度引發(fā)憤青式罵客的激烈指責，其狀況卻變得撲朔迷離起來。

　　中國演員出演藝伎被罵得冤枉

　　這部以“美國思維”制造、中國女星主演的好萊塢大片，居然同時點燃了兩國民族主義者的怒氣：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罵客把章子怡和趙薇的軍旗裝事件相提并論，痛斥章“丟中國人的臉”，而日本人也因這部影片未啟用日籍演員而惱羞成怒。Toei攝影棚原是《藝伎回憶錄》的合作方，據(jù)傳它拒絕租給哥倫比亞影片公司拍攝景地，藉此向制作者表示抗議。

　　這場口水戰(zhàn)爭里出現(xiàn)了一種古怪的矛盾：一方面是中國人在高聲痛罵中國演員飾演日本藝伎角色 “有損民族尊嚴”；另一方面卻是日本人在報怨日本演員沒有參演藝伎的角色。雙方的民族主義邏輯，聽起來都振振有詞，擲地有聲。而究竟是中國人的“臉面”受到了傷害，還是日本人的尊嚴受遭到了“打擊”？這場滑稽可笑的爭端，成了我們需要仔細加以辨析的案例。

　　我們看到，中國罵客的邏輯是：藝伎等于妓女和慰安婦，中國人演日本妓女，就是傷害了中國人的尊嚴。這一道德判斷，暴露了憤青在日本文化方面的無知。

　　作為文化符號的藝伎，跟妓女毫無干系，它并非賣弄情色，更與賣身無關，而是一種精妙的表演藝術，起源于中國古代宮廷的歌舞伎傳統(tǒng)。藝伎大多清麗溫婉，才藝出色，精擅歌舞樂器。藝伎需要經(jīng)過嚴格的歌舞訓練，其難度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在藝伎的演出里，融合著藝術(詩歌與音樂)、情感、智慧和交際手段等復雜技藝。她們的主業(yè)是陪上流社會男人飲酒作樂，藉此滿足男權主義的夢想——享樂、浪漫、情欲以及對女人的精神性占有。她們是時尚代言人，同時又充滿了幽暗神秘的色彩。

　　歷史上頗多藝伎與客戶相戀的迷人故事。盡管有妓女冒充藝伎，但它仍然是一種富有魅力的職業(yè)。一些日本人甚至堅持認為，藝伎是京都乃至整個日本的古老象征，必須全力加以捍衛(wèi)。

　　基于這樣一種文化事實，中國女演員擊敗日本本土演員，應邀出演三個主要女角，并未傷害中國人的面子；恰恰相反，按照民族主義的邏輯，她們一舉擊退了日本女星，成為日本民族的“文化象征”，實在是大長了中國人的志氣，滅了日本人的威風。日本人對此痛心疾首，本在情理之中，而她們遭到本國人的痛罵，卻是令人啼笑皆非。這個章子怡，實在比關漢卿筆下的竇娥小姐更冤。此前，章子怡曾在日本影片《貍御殿》中出演過一位日本公主，但奇怪的是，這則“激動人心”的“愛國主義喜訊”，卻無法博得中國罵客的歡心。

　　反應過度的極端民族主義

　　在日益緊張的中日雙邊關系里，民間的民族主義具有微妙的制衡機能，已成為“出牌外交”的一個組成部分。中日兩國的許多敏感問題上，民族主義都發(fā)出了戲劇性的叫喊。但藝人的演出，完全是她們的個人選擇，動輒就上升到民族主義的政治高度，并且不顧基本的歷史事實，最終只能制造“泛民族主義”的公害，動搖民眾和平生活的根基。

　　民族主義是對文化共同體的集體想象，但極端民族主義卻建立在對自身屈辱的想象之上。極端民族主義無法對歷史和現(xiàn)實關系做出理性判斷，也無法辨認日本右翼政客、政府和普通民眾的差異，而是沉浸于夸張的、不分青紅皂白的受迫害妄想，并且在此基礎上制造種族對抗，展開仇恨敘事和口水抗日，尋找民族主義儀式的犧牲品，把他們送上道德審判的十字架。

　　極端民族主義是“仇恨政治學”在國際事務中的變體。它遵循低等的感性邏輯，并且在所有的國際事件中反應過度。正如不能辨認軍旗裝事件和藝伎事件之間的差別那樣，極端民族主義者也無法分清岳飛的“國家”和滿清帝國的“國家”之間的區(qū)別，更不能對微妙的國際關系做出正確判斷。

　　盡管如此，極端民族主義卻總是在公共社會里扮演大義凜然的角色，其原因在于它所擁有的“愛國主義”桂冠，這不僅令其具備天然的道德優(yōu)勢，還賦予該群體以高度的政治合法性。這種合法性掩蔽了話語的暴力，令它看起來仿佛是正義的抗訴，實際上卻只是一場笨拙的喧鬧。

　　在章子怡出演日本藝伎事件里，他們群起羞辱一個女人，對她展開匿名的話語施暴，這一場面為我們勾勒出該亞文化群體的話語輪廓：簡單的非此即彼的二值邏輯、日益高漲的仇恨指數(shù)、對酷語(暴力話語)色語和穢語的濫用。盡管我本人并不喜歡章，但她沒有任何理由成為粗暴的“愛國”儀式的祭品。

　　極端民族主義的火焰是最容易點燃的。這是天真、輕信、沖動、急躁、夸張、偏執(zhí)和易受暗示的一族。早在1902年的義和拳運動中，極端民族主義就已經(jīng)露出了其生動的面容。在此后的百年歷史進程中，它幾次以不同的樣式卷土重來。藝伎事件只是一個警號，它表明，在包括文化在內的所有公共領域，我們都將被迫面對它的擁抱和狙擊。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作者為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朱大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