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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周作人的晚明情結(jié)

2001年10月10日 10:41

  ●魯迅和周作人的分歧,不在于提倡讀史,而在于小品文的賞析。

  ●魯迅不贊成小品文“以閑適為主”,這是他和林語堂主張的又一次分歧。在這里他和周作人的看法也似乎有了分歧。

  近年以來,有些學人,對于晚明,似乎情有獨鐘。此中情結(jié),我不甚解,也不求甚解,但由此卻想到了前輩學人之情鐘晚明者周氏弟兄。

  這里先從魯迅說起。

  魯迅之情鐘晚明,始于讀史。他是主張讀史的,尤其是野史和雜史。他說:“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薄叭缈匆笆泛碗s記”。就“更容易了然”!霸噷⒂浳宕、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xiàn)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時間的流逝,獨與我們中國無關(guān),F(xiàn)在的中華民國,也還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華蓋集·忽然想到四》)

  周作人這時也是主張讀史的。他說:“我以為讀史的好處是在能預料又要這樣了。我相信歷史上不曾有過的事中國此后也不會有!逅倪\動以來的民氣作用,有些人詫為曠古奇聞,以為國家將興之兆,其實也是古已有之。……照現(xiàn)在情形看去,與明季尤相似!(《談虎集·代快郵》)

  周作人這些看法,也和魯迅相似。

  魯迅所謂“現(xiàn)今的狀況”與明代“何其相似”者,不知何所確指,但我想張獻忠和永樂皇帝的兇殘故事大概可以為例。魯迅從野史中不僅看到了張獻忠的“剝皮”,也看到了永樂的“上諭”,從而發(fā)現(xiàn)皇帝之“兇殘”,是不在“流賊”之下的。他說:“我常說永樂皇帝的兇殘,遠在張獻忠之上,是受了宋端儀的《立齋閑錄》的影響的!(《且介亭雜文·病后雜談之余》)

  周作人也是看過《立齋閑錄》的,他有一篇《永樂的圣旨》(《自己的園地》),觀感也和魯迅大體一致。

  魯迅和周作人的分歧,不在于提倡讀史,而在于小品文的賞析。這里要從周作人說起。

  周作人談論晚明小品,是比魯迅要早的。他在《燕知草跋》一文里說:“明朝的名士的文藝,誠然是多有隱遁的色彩,但根本卻是反抗的,有些人終于做了忠臣,如王謔庵到復馬士英的時候,便有‘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xiāng),非藏垢納污之地’的話,大多數(shù)真正文人的反禮教的態(tài)度也很顯然,這個統(tǒng)系我相信到了李笠翁、袁子才還沒有全絕,雖然他們已都變成了清客了。中國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與英國的小品文兩者所合成,而現(xiàn)在中國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樣子,手拿不動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難到藝術(shù)世界里去,這原是無足怪的!(《永日集》)類似這樣的看法,他在這之前寫的《陶庵夢憶序》里和此后寫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里也都講過。既看到了晚明小品文“隱逅的色彩”,也指出了“根本卻是反抗”的特色。對于周作人的這些看法,魯迅沒有說過什么。直到林語堂等人專門提倡小品文,創(chuàng)辦期刊,鼓吹“幽默”,魯迅才不得不說。他說:“說是《論語》辦到一年了,語堂先生命令我作文章!蠈嵳f罷,他所提倡的東西,我是常常反對的,先前,是對于‘費厄潑賴’,現(xiàn)在呢,就是‘幽默’!(《南腔北調(diào)集·論語一年》)

  魯迅在批評林語堂鼓吹“幽默”的同時,寫了一篇《小品文的危機》,對于小品文作了全面的評析。他先從美術(shù)上的“小擺設”說起,從美術(shù)上的“小擺設”說到文學上的“小擺設”,他說:“明末的小品雖然比較的頹放,卻并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直到乾隆年間”,在文字獄的壓制之下,才“來了‘小擺設’!濒斞刚J為:“小擺設”是“不會有大發(fā)展”的。

  小品文的發(fā)展,是到五四運動的時候,魯迅說:“到五四運動的時候,才又來了一個展開,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這之中,自然含著掙扎和戰(zhàn)斗,但因為常常取法于英國的隨筆(Essay),所以也帶一點幽默和雍容;寫法也有漂亮和縝密的,這是為了對于舊文學的示威,在表示舊文學之自以為特長者,白話文學也并非做不到。”周作人講“新文學的源流”的時候,也有類似的論述。問題在于:“以后的路”該怎么走。魯迅說:“以后的路,本來明明是更分明的掙扎和戰(zhàn)斗,因為這原是萌芽于‘文學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現(xiàn)在的趨勢,卻在特別提倡那和舊文章相合之點,雍容,漂亮,縝密,就是要它成為‘小擺設’,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這‘小擺設’,由粗暴而變?yōu)轱L雅了!濒斞刚J為,這個“趨勢”是不好的,“小品文就這樣的走到了危機”。他最后指出:“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并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痹,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yǎng),是勞作和戰(zhàn)斗之前的準備!(《南腔北調(diào)集》)

  在魯迅指出“小品文的危機”的幾個月之后,林語堂又在《人間世》的《發(fā)刊詞》里提倡“閑適”。魯迅隨即指出:“小品文大約在將來也還可以存在于文壇,只是以‘閑適’為主,卻稍嫌不夠!(《花邊文學·一思而行》)

  魯迅不贊成小品文“以閑適為主”,這是他和林語堂主張的又一次分歧。在這里他和周作人的看法也似乎有了分歧。當林語堂鼓吹“幽默”時,周作人也曾說過“不是什么吉兆”的話,(見《知堂序跋·苦茶庵笑話選序》)但對于林語堂此刻提倡“閑適”,他似乎沒有異議。而且此后他撰《苦茶隨筆》的《后記》竟說“以后應當努力,用心寫好文章,莫管人家鳥事,且談草木蟲魚,”(《知堂序跋》)也有“閑適”之意。

  在這以后,周作人的“閑適”小品,寫了很多,此中緣故,他也自有解說。1945年,他寫了《兩個鬼的文章》,自謂“我的心中有兩個鬼,一個是流氓鬼,一個是紳士鬼,如果說得好一點,也可以說叛徒和隱士!碑斄髅ス怼俺鲱^”的時候,他曾寫過革除“舊禮教、舊氣節(jié)、舊風化”的文章,而當紳士鬼“出頭”的時候,他就寫了“閑適的所謂小品,聊以消遣。”他說:“我的反禮教思想是集合中外新舊思想而成的東西,是自己誠實的表現(xiàn),對于本國真的報謝,”“是最貴重的貢獻!薄爸劣陂e適的小品我未嘗不寫,卻不是我主要的工作,”“只是為消遣或調(diào)劑之用,偶爾涉筆而已!(《知堂序跋》周作人自作的“晚年定論”如此,但他的文章留給讀者的印象主要還是“閑適”。這是因為,三十年代后期,他已逐步走向紳士和隱士,為文“閑適”,乃自然趨勢。再過幾年之后,北平淪陷而不走,也許是想“閑適”下去的,但曾幾何時,“老而為吏”,他也未能“閑適”到底。

  說到這里,還要回到晚明時期。

  在晚明小品作者中,也有叛徒和隱士,有人且是一身而二任的。叛徒的魁首是李贄,李贄是周作人最佩服的古今三個人物之一。(見《知堂序跋·藥味集序》)周作人心中的那個“流氓鬼”,可能就是李贄作祟。

  李贄是叛徒,而在李贄影響下的小品文家有的就是隱士。隱士本來是不該有著作的,(見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隱士》)但晚明以隱為名的小品文家如陳繼儒者,著作是很多的。這時的隱士不僅有著作,還有主張“以文自娛”者。(見陳繼儒:《文娛序》)這是晚明隱士的特色,也是小品文家的特色。

  “以文自娛”,應該也是一種“閑適”。但這“閑適”是須具有一定的政治、經(jīng)濟條件的,不是任何時候都能隨心所欲的。在晚明的一個時期里,出現(xiàn)了中國歷史上春秋戰(zhàn)國、魏晉六朝之后第三個思想解放的時期。在明初極端專制之后,思想解放的幅度是頗大的。有人狂放不羈,有人就追求“閑適”。不僅文人學士如此,連那當朝天子也似做膩了皇帝,不再“日理萬機”,而是“萬事不理”,好像也要“閑適”。當此之際,產(chǎn)生了許多“閑適”的小品,自不足奇。

  這樣的小品,用美學家的言語來說,是可以給人以“美學享受”的,但也不是任何人都能享受的。鄭文化為《媚幽閣文娛》作序云:“覽是集者,宜通人達士,逸客名流,猶必山寮水榭之間,良辰奇杯之際,香品泉,臥花謂月,則憂可釋,倦可起,煩悶可滌可排;”但不可“置之寒膻措大間。”這就是說,享受者只能是雅士高人,“寒膻措大”,沒有這個福分。

  其實,即使是雅士高人,也不是永遠有這福分的。別人且不論,就拿號稱集公安、競陵之大成的小品文家張岱來說,當他“年至五十,國破家亡,辟跡山居”之時,所存者不過“破床碎幾,折鼎病琴,與殘書數(shù)帙,缺硯一方而已!贝藭r此地,那里還能“以文自娛”?他寫于此際的《變尋》和《夢憶》,后人也許可以視為“文娛”,但在張岱自己,則不勝其興亡之感、身世之悲。當然,晚明時期,宣稱“文娛”者如鄭超宗等,也許別有用意,牢騷而已,未可當真的。

  但張岱這時雖不曾“以文自娛”,卻曾專心寫史,這是極可注意的事。晚明的一些野史著作,有的就出自小品文的作者。從李贄到張岱,作者甚眾,著作甚多。謝國楨撰《晚明史籍考》,說“有明一代,史學最盛”,“沿及明末,著述尤繁。”又引全祖望的話,稱“明季野史,不下千家。”數(shù)量之大,似不在小品之下。但晚明野史,亦如晚明小品,雖大行于明之衰世,卻不容于清之盛世。清代雍、乾之時,野史和小品都是遭到禁毀的。這時不但坐穩(wěn)了皇帝的滿清主人對于晚明文史橫加訶斥,連那坐穩(wěn)了奴隸的乾、嘉學者,對于明人學問,也甚鄙視。因此,晚明野史和小品文字在大清盛世的二百年間,幾乎是不見天日的。

  從辛亥革命到“五四”,中國歷史上又出現(xiàn)了第四個思想解放時期。這時的一些學人,不但重溫了晚明野史,而且看上了晚明小品,這是文禁松弛以后的新的風氣,不僅是個人的好惡問題。周作人之情鐘晚明小品,講究“閑適”,雖不免片面,也未免胡涂,但和清人相比,這胡涂也是難得的。

  當然,最難得的還是魯迅的遠見卓識。他不但指出了小品文的“危機”和“生機”,對晚明小品作了全面的分析,而且高度評價了晚明的野史和雜史,他說:“晚明小品,好的,語錄體也不壞;但我看《明季稗史》之類和明末遺民的作品卻實在還要好!(《花邊文學·讀書忌》)魯迅這幾句話,說得也實在好。話雖不多,而晚明文史之全,于此可以概見了。(郭預衡)

  摘自:《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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