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明君書店門口，三個外國老頭一直朝著人們張望——巴菲特、杜拉克和韋爾奇的大頭像并排放在書攤的最前面。我覺得很有趣，三個外國老頭何以總是占據人們的視野，甚至成為當今財富的某種標志——看來這是一種時尚。

　　想想1989年，中國有人說“巴菲特老了，糊涂了”，也有人說“杜拉克懂什么現代經濟”，還有人說“韋爾奇剛學會用電腦”。到了2007年，他們更老了——杰克·韋爾奇72歲，沃倫·巴菲特77歲，彼得·杜拉克98歲。而現實則是，他們三人來中國的次數屈指可數：韋爾奇來過兩三次，上一次是1998年來上海參加《財富》年會；巴菲特只來過一次，那還是在1995年；而杜拉克從來沒有踏進中國國門。雖然他們對中國了解甚少，而這并不能阻止當今中國人了解他們甚至崇拜他們的強烈愿望——看來時代不同了。

　　躬逢新財富時代，中國沒有自己的巴菲特式、杜拉克式和韋爾奇式現代偶像，傳統偶像更是奇缺。幸虧咱們的歷史大包袱厚重積淀，貨色齊全，只略一抖落，即翻揀出兩個舊時撈錢的榜樣：一為明朝浙商沈萬三，一為清代晉商喬致庸。

　　先說沈萬三。沈萬三的故居，位于滬、蘇交界的周莊，號稱江南第一水鄉(xiāng)。眼中流水短橋，矮檐窄巷，景色果然奇美。不愧為財主家鄉(xiāng)，連地名都帶著股錢味兒，如銀子浜，聚寶橋，南北市河。具有典型明代民居風格、擁有百多間老屋的沈廳，悄然矗立于南市街上。史載，聰明過人的沈萬三，年輕時熟唱墾殖、分財、海外貿易三部曲，迅速成為“資巨萬萬，田產遍于天下”的江南首富。

　　究竟富到何種地步？僅舉一例便可說明，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時，沈大財主一咬牙，竟捐建小半座南京城。后來捐得性起，攔不住地偏要給朱家軍隊發(fā)餉。此一番可歌可泣的擺闊，直聽得南來北往的客商目瞪口呆。而眼前的沈家大廳卻是青磚灰瓦，透著樸素的鄉(xiāng)土氣，并不覺怎么富貴逼人。一問，是沈氏后人蓋的。沿巷漫行，發(fā)現比沈萬三更為著名的，倒是店鋪里燉得稀爛的豬蹄膀，號萬三蹄。和東坡肉一樣，多少含幽名人一默的意思了。

　　再敘喬致庸。夾于太行、呂梁之間的河谷平原上，突兀一座圍城也似的喬家大院。高墻深宅內，到處懸掛對聯匾額，儼然書香門第。至于掛遍大小院子的大紅燈籠，完全是受張藝謀電影的誤導。內涵嚴謹的治家格言與象征晦暗的紅燈籠們互為映照，也不怕引發(fā)游客的不良聯想。乾隆年間，喬氏先人于包頭發(fā)跡，取號“復盛公”。民間流傳起“先有復盛公，后有包頭城”的口號。清末民初，至喬致庸一輩，金融資本在一千萬兩白銀以上。晉地的錢莊票號，大多姓喬。據統計，向民間人士喬老爺借過錢的朝廷大官有李鴻章、左宗棠等，北京鬧八國聯軍，慈禧太后逃難時，也曾在院中留宿。至今大門上懸掛的“福種瑯環(huán)”的一塊橫匾，據說還是老佛爺賞的。

　　兩位財主轟轟烈烈的致富之路雖有不同，但在甘冒風險、賺錢之后蓋大房子、使銀子巴結官府等經營策略上頗多共識，完全符合封建時代的國情。

　　滑稽的是，圓圓的歷史車輪轉了一大圈兒，再將已被打翻在地、踏上一萬只腳的舊貨色拾起，吹吹撣撣地涂上新漆后隆重面世，既具備順應潮流的機靈勁兒，又顯示出尊重歷史的傳統美德。而公眾的拜金情緒也可喜可嘉，只見游客蜂擁而至，帶著一臉的崇敬之情，瞻仰財主們的發(fā)家圣地，念誦刻在門柱上的家訓語錄，聽那些摻了水的賺錢事跡……

　　只有不諳世事的孩子追問，他為什么會發(fā)財？后來呢！

　　后來呀，明代大款沈萬三因搶著發(fā)軍餉而激怒圣上，差點兒被砍掉腦殼。經厚道的馬皇后斡旋，減罪發(fā)配云南充軍。其時，滇地霧瘴蠻荒，尚無今天“世博會”的繁華景致。沈財主的身子嬌貴，耐不住委屈，不久嗚呼哀哉。而山西的喬家富到極致，便開始剎不住車地朝下出溜。待抗戰(zhàn)年間，家人為了躲鬼子，終作鳥獸散。當地老百姓說，自那時再無人回來，空剩了座大宅子權當道具，任導游小姐的小嘴兒編排些漆皮剝落的富貴故事。

　　我特別注意到，每每言及落幕部分，兩地的解說員皆淡淡幾語帶過；至于當時沈萬三與喬致庸為什么會致富的財商動力與落幕的財商失算，盡被藏掖在錢柜子底下，只當什么也沒發(fā)生過！(王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