縮小貧富差距,改革收入分配格局,必須通過深化經(jīng)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以及其他各方面體制改革來實現(xiàn),特別期待在戶籍改革、壟斷行業(yè)改革、反腐倡廉等方面立即采取行動,邁出更堅實有力的步伐,有所作為　

　　城鄉(xiāng)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壟斷行業(yè)收入遠遠高于社會平均收入。戶籍、出身、企業(yè)身份等差別,成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而城鄉(xiāng)分割、行業(yè)壟斷以及資源價格扭曲,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5月24日《人民日報》)

　　近些年來,貧富差距警燈不斷閃爍,收入分配改革的呼聲由來已久,社會各界也開了不少藥方,包括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漲工資(即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等。雖然,這些收入分配的直接調(diào)整措施對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縮小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不無助益,但不能不承認,仍未抓到縮小貧富差距的牛鼻子。

　　一方面,最低工資標準雖在提高,但不少地方最低標準幾乎也是“最高”標準,對于一線勞動者來說,增加的收入仍是微乎其微,況且,有不少企業(yè)對最低標準還拒絕執(zhí)行；另一方面,對于漲工資,政府不能直接給企業(yè)下命令,而工資協(xié)商制度目前基本還并未建立起來,況且,普漲工資還存在一個水漲船高的問題,最終是否能真正實現(xiàn)縮小貧富差距也大可存疑。

　　其實,改善收入分配,功夫應該在收入分配之外。

　　不少論者已經(jīng)指出,壟斷、土地、資源、資本、戶籍、身份、腐敗等因素在收入分配中的負面作用日益明顯,他們才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真正推手,是阻礙縮小貧富差距的絆腳石,也是收入分配改革繞不開的坎。

　　就像《人民日報》報道中提到的,3位同窗好友,其中的國企高管趙剛,擁有實際高達百萬的年薪,然而其在某加工企業(yè)任職的高中同學、在家務農(nóng)的小學同學的收入?yún)s都不及趙剛的零頭。他們的智慧,他們的能力,他們對社會的貢獻,真的有他們收入差距那么懸殊嗎?他們收入差距懸殊真正的原因,是他們的“身份”,他們背后的“單位”的性質(zhì)(當然,在家務農(nóng)的連“單位”都沒有)。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yè)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yè)職工平均工資的2至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至10倍之間；而據(jù)2009年福布斯中國財富排行榜統(tǒng)計,中國前10名富豪,地產(chǎn)商就占了5名……這些,就是廣受詬病的所謂“屁股決定腰包”。

　　還有專家認為,當前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由于制度不健全所導致的腐敗問題,包括大量的“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據(jù)最高檢統(tǒng)計,2009年全國立案偵查貪污賄賂大案18191件,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2670人。近些年來,貪污受賄上千萬甚至上億的官員屢見不鮮。

　　再說身份問題,作為名副其實如假包換的產(chǎn)業(yè)工人,就因為身份是“農(nóng)民”,被安了個“農(nóng)民工”稱呼,立馬就變成了低人一等的勞動者,勞動合同可以不簽,工資可以很低,薪水可以拖欠,醫(yī)保可以沒有,社�？梢匀笔А�…

　　而就戶籍而言,譬如,外地人在北京勤勤懇懇地打工幾十年還是得不到一紙薄薄的戶口,只能無奈地把從小在北京長大的孩子送回老家上學。除了孩子受教育權(quán),因戶籍問題,“外地人”背后醫(yī)保、社保及其他公共服務的缺失,無疑加劇了貧富差距的“馬太效應”,而這些,是收入分配改革所無法解決的。

　　我國貧富差距正在逼近社會容忍“紅線”,而縮小貧富差距,改革收入分配格局,必須通過深化經(jīng)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以及其他各方面體制改革來實現(xiàn),特別期待在戶籍改革、壟斷行業(yè)改革、反腐倡廉等方面立即采取行動,邁出更堅實有力的步伐,有所作為。 　(劉晶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