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雷教授在北京大學的演講———

　　趙曉雷 1955年5月生于上海。經濟學博士，上海財經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財經研究所所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曾獲全國優(yōu)秀教師、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等榮譽。長期從事經濟學教學和研究工作，曾主持完成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及大量的省(市)部級科研項目。主要研究領域為理論經濟學、宏觀經濟運行及城市經濟規(guī)劃。

　　21世紀初，特別是2005年以后，由于中國改革進程的演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fā)展與社會結構、社會觀念、傳統(tǒng)文化、社會利益之間的關系在發(fā)展中呈現出復雜的態(tài)勢。公共產品供給、社會基本保障體系、收入差距等問題交織在一起，使社會上形成了一種用“大眾化情緒”批判“精英意識”的社會心態(tài)。而這種社會心態(tài)在經濟思想界的表現，就是對經濟學及經濟學者進行缺乏學科框架約束的質疑和批判，而且這種批評主要來自學界。這就引發(fā)了一個思考：經濟學研究中的價值判斷和道德觀念應如何界定？經濟學研究及批評究竟是“學科泛化”，還是應有一定的“分析框架約束”？

　　經濟學何以被泛化

　　中國當前的經濟學研究有著學科泛化的傾向：在相當程度上缺少方法和范式的通約，缺少基本陳述的約定；在知識背景和理論訓練方面，則缺乏一種學科的技術規(guī)定性。

　　1979年以后，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開始經濟體制改革，國民經濟持續(xù)高速增長。在這一過程中，經濟學的社會需求增大，經濟學逐漸成為社會科學中的強勢學科，即所謂的“顯學”。而且，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學術觀點、政策建議，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政府的改革政策選擇乃至經濟社會發(fā)展方向。由于社會需求增加，大學的財經類專業(yè)成為熱門專業(yè)，幾乎所有綜合性大學乃至理工科大學都設置了財經類院系和專業(yè)。

　　然而，在對經濟學“需求”和“供給”的膨脹中，經濟學的學科性質、學科界定、學科規(guī)范卻處于相當程度的迷亂中。中國的經濟思想原本就缺乏實證思維的傳統(tǒng)，加之學科分界不清晰、理論訓練不正規(guī)，致使中國經濟學研究和經濟分析缺乏足夠的科學性。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汪信硯教授曾在《光明日報》上發(fā)表過《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分野》一文，指出中國現行的學術體制和學科分類系統(tǒng)將“人文學科”(humanities)和“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混同為“人文社會科學”是很不恰當的。我也同意他的這種講法。因為，人文學科不屬于“科學”(science)，它是一種以“人學”為旨趣的“價值體系”，其思維方式是非實證的，即非“規(guī)范的”，其所研究的命題都是“價值命題”。而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等)屬于“科學”范疇，是一種以“物學”為旨趣的“知識體系”，其思維方式是實證的，研究的是“事實命題”而非“價值命題”。根據科學思維的要求，社會科學研究應致力于趨向價值中性，擺脫“價值負荷”，以符合實證性和可證偽性。

　　根據科學方法論，科學是人的一種有條件的認知過程。科學理論是一種公理化系統(tǒng)，理論語言、基本定理、對應規(guī)則應該具有統(tǒng)一的認識論意義。科學研究對知識背景、知識結構、理論訓練有選擇標準和定向標準，理論要明確、可識別、給出信息量，這就是范式要求和可證偽要求。而經濟學，正是在方法論上接受了證偽主義和科學研究綱領，實現了所謂“研究框架的進步”，使經濟學理論研究更符合公理化、體系化、邏輯化特征。

　　但是，若進一步來看，中國當前的經濟學研究有著學科泛化的傾向：在相當程度上缺少方法和范式的通約，缺少基本陳述的約定；在知識背景和理論訓練方面，則缺乏一種學科的技術規(guī)定性。于是，似乎誰高興了都可以在經濟學領域馳騁一番，各行各業(yè)都可以就一些熱點經濟問題甚至一些專業(yè)性較強的經濟問題(例如利率、匯率、資本市場、國際貿易等)作出自己的“經濟分析”，并開展漫無邊際的爭論、研究和論述。但基本上是自說自話，自娛自樂。經濟學也因此被“泛化”得五顏六色，顯得散漫和雜亂。

　　經濟學需要框架約束

　　經濟學是一個科學理論體系，所以是有嚴格的框架約束的。同樣，對經濟學、經濟學者的批評也不能沒有學科框架約束。不然，討論根本無法展開，經濟學界也只能“集體失語”了。

　　近年來，房地產市場是經濟學領域的一個熱點論題。對此論題，有從和諧社會角度討論的，有從居住權利角度討論的，有從貧富角度討論的，更有從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的高度討論的；有的論者掏心掏肺地要房地產市場以滿足低收入階層的需求為己任；有的“房地產經濟專家”甚至用相當詩意盎然的語言描述房地產價格“像一匹脫了韁的駿馬”……尤其是對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房地產市場，各方論者更是興趣所致，連篇累牘地發(fā)表“空對空”的分析文章。

　　其實，房地產市場具有很強的區(qū)域性，也有很強的專業(yè)性。對研究工作而言，亦有一定的信息量要求和理論訓練要求。如果是作經濟學分析，還需要有具備一定的約束條件的分析框架。雖然，“人的居住問題”不單是經濟性的，還是社會性的、政治性的、文化性的，可以從多種學科角度討論。但若是具體到房地產市場本身，則基本上是一個經濟論題，要求在經濟學的框架內討論。

　　面對所有人群幾乎是無限的改善居住需求，市場的甄別機制是支付能力。隨后，當價格被市場發(fā)現、決定之后，在價格面前，不論哪一個階層，有無級別，是否名流，統(tǒng)統(tǒng)不管用，只看支付能力，這就是市場經濟的平等性。只要價格不被操控、扭曲，它所包含的信息就是最全的，它所引導的資源配置就是最有效率的。市場在公平與效率的平衡上確實可能有缺陷，但市場機制終究還是比任何其他機制更公平。而且，由于市場的甄別機制是支付能力，就會激勵人們努力提高自己的支付能力，社會經濟也會因此發(fā)展。

　　當然，市場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房地產市場也不可能滿足各個層次收入者改善居住的需求，這就是市場失靈的表現了。所以，為低收入者改善住房條件基本不是一個市場問題，而是一個社會保障問題，是政府職能問題。為此，政府可以利用某些市場手段來幫助解決這一問題，如美國政府成立的“房地美”、“房利美”等房地產金融機構。可見，經濟學研究如果沒有學科框架約束，那就只能是一種“辯術”或文字游戲，與科學無關，與應用亦無關。

　　然而，時值21世紀初，中國學術界仍未確定這樣一種學術規(guī)范或者學術思維，人們的分析、討論、批評基本上沒有學科框架上的約束。但是，在經濟學框架中，市場就是市場，它天生沒有特殊階層利益取向，也不可能被“調控”為特殊階層利益服務，否則就不能稱其為市場。同理，在經濟學框架中，經濟學會先假設收入和財富積累都是合法的，隨后再在此前提下討論收入分配問題。如果說收入和財富積累是由非正當行為獲致的，這就超出了經濟學框架，已不再是一個經濟學問題，而是一個法律問題或政治問題了。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fā)后，世界上不少國家對以美元為基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作用及其投票機制提出了改革要求。在2009年4月召開的倫敦20國集團金融峰會前后，一些經濟學家提出應“創(chuàng)造出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wěn)定的國際儲備貨幣以替代美元”的建議。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所有國家的投票權加在一起也沒有美國一國的多，因為美國的股份最大。發(fā)展中國家若要增加投票權，先要增加股權。這就是經濟學的資本權利機制，它與道義無關。

　　經濟學的框架約束是很嚴格的。如果把框架放松，經濟學的解釋力就會大大下降。除非出現類似交易成本理論、理性預期理論、信息經濟學等理論上的進步。人當然不僅僅是經濟動物，人的行為是多方面的，人的精神世界是豐富的，人的思想也是復雜的。但是，經濟學只分析人的經濟行為。在經濟學框架中，人的經濟行為基本可以處理成收益與成本的計算，即價格比較。如果橫插一杠子，以人的其他社會行為規(guī)范來指責經濟學的功利性，甚至指責經濟學“不講道德”，那就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了。

　　此外，經濟學之所以比較有活力、有科學性，是因為它非常注重從其他學科尤其是自然科學汲取方法論養(yǎng)料。正因為經濟學是一個科學理論體系，所以是有嚴格的框架約束的。同樣，對經濟學、經濟學者的批評也不能沒有學科框架約束，不能沒有一種“專業(yè)基本素質”的訓練和“科學共同體”在話語系統(tǒng)、概念系統(tǒng)方面的約定。不然，討論根本無法展開，經濟學界也只能“集體失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