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副教授、《實話實說》前主持人阿憶在博客中將自己在北大做副教授所得收入一一列出,共計4786元。除公布北大每月給自己的工資,阿憶還像記流水賬似的將每月支出一一列出,最后居然為入不敷出。由此證明“如果不想辦法增加收入自救,僅憑學校發(fā)的那點工資不能活下去”。此舉在網(wǎng)絡(luò)上引起了極大反響,北大副教授孔慶東隨后力挺阿憶,稱這絕非哭窮,只是希望公眾能夠了解事情真相。
誠如阿憶在博客中所言,“俺在正式調(diào)入北大之前,早已掙夠傳說中的外快”。他站出來說話,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同行們鳴不平,但也正因為如此,阿憶之哭窮,無形中上升為了“北大教授哭窮”,乃至“全國教授哭窮”,同時,他的辯解,也就成了對大學教授“搞外快”的合法性進行解釋。
只是,公眾對“北大教授哭窮”很不買賬。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教授哭窮的“比上不足”,在公眾眼里是“比下有余”。在公眾看來,近5000元的工資,已經(jīng)是普通人的好幾倍,再哭窮,別人怎么過日子!人們難免要質(zhì)疑所列支出的合理性,因為“消費無止境”,近5000元工資尚且高喊“該怎么活下去”,普通老百姓怎么活!
何況,大學教授這個職業(yè),有更多出售知識乃至僅僅是出售身份的機會,無論公眾是樂見還是惡見,教授們事實上一直都是這樣做的,包括那些明顯不窮的教授。因此很難說,教授走穴和教授貧困,一定就有什么直接的關(guān)系。我相信只要機制允許,絕大多數(shù)教授都不會嫌錢多;而如果機制不允許,真的“活不下去”的教授,也一定少之又少。正因為如此,“北大教授哭窮”在公眾看來,很有點像壟斷企業(yè)的“虧損報告”,本質(zhì)上就是一張“漲價的王牌”。因為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從“北大教授哭窮”人們自然而然就會聯(lián)想到自己的錢包——教授哭窮了,自己掏錢的日子還會遠嗎?已經(jīng)高企的高校收費,豈不是還得攀升?
當然,公眾不能接受“北大教授哭窮”,更為重要的原因還是,教授們“不憚于”與公眾公開談錢,這與公眾所認可的知識分子形象有巨大反差。在公眾心目中,或者說在夢想中,頑固地認為大學教授應該是精英中的精英,公眾在他們身上有深重的寄托和冀望,而不僅僅是為一部分人提供一個叫“教授”的飯碗。教授固然需要一份體面的生活,可是教授更需要一份職業(yè)擔當和社會責任感。
阿憶公布的支出中,一小半都是用于子女教育,這說明北大教授們也是知道教育負擔之重的?墒牵麄兊挠H身感受,并沒有轉(zhuǎn)化為對民生之痛的關(guān)注和進言,而只是化為“搞外快”的動力而已。甚至于,他們一方面對中學的“苛捐雜稅”不滿,一方面卻又對高校的高額收費不發(fā)一言。他們是中學高收費的抨擊者,卻同時又是高校高收費的受益者。他們的痛感僅限于私人利益,而沒有上升為民生之痛。他們的哭窮,也就不能讓人接受。
(稿件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