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等不到了”的“誹謗”

　　余秋雨“等不到了”的“誹謗”

　　易中天、古遠清等人總稱“偽斗士”？

　　“誹謗”一詞，在余秋雨的文章中常露臉，因為余秋雨喜歡用這個詞描述別人對他的批評。在其新作《我等不到了》中，讀者再次頻頻看到它的身影。在余秋雨筆下，他所受到的批評全部都是誹謗，批評者給他帶來的是災難，“誹謗”他的報刊甚至導致了他父親的死亡。余秋雨借用別人的話說：“討論誹謗，不必看內(nèi)容，因為那必定是假的。討論誹謗，只看它為什么發(fā)生�！�(《我等不到了》259頁)以這句話為撐竿，余秋雨縱身一躍，從討論批評本身飛了過去，開始追查批評者的身份和動機。在這本書中，讀者看不到余秋雨對批評本身的討論或者反批評，對人們的諸多質(zhì)疑也沒有一個具體的說明。

　　余秋雨在該書中沿用當年“中國赫魯曉夫”式的稱謂點了許多批評者的名：“湖北一個姓古的先生”是指古遠清，“這個余家學生”指余杰，“北京一個姓肖的編輯”是蕭夏林，“《邊疆新苗》的作者”是沙葉新(以上四人像“彭羅陸楊”一樣被余秋雨稱為“古余肖沙”)，“湖南的評論家”指余開偉，“上海的一個文化人”指朱大可，“姓孫的‘石一歌’”是指孫光萱，“姓金的上海文人”是金文明，“一位近年來很出名的文人”指易中天�！�————他們的總稱是“偽斗士”。

　　文化批評本應是正大光明的事，不知余秋雨為何如此窸窸窣窣，不敢直呼其名？原來余秋雨同時還要立牌坊的：“你們看見了，那么多人連續(xù)傷害我十幾年，有幾個人已經(jīng)把傷害我當做一項穩(wěn)定的謀生職業(yè)，我卻從來沒有回擊一句，也從來沒有點過其中任何一個人的名”。

　　到底是誰誹謗誰？

　　“從來沒有回擊一句”嗎？就在聲稱不回擊的這本書中，赫然寫著：“那幾個‘偽斗士’的惡，大多是因為從小缺少善和愛的滋養(yǎng)，形成了一種可謂‘攻擊亢奮型’的精神障礙，其實都是病人。例如那個糾纏我最久的人，小時候居然是被父母親當做物品賣掉的”(《我等不到了》250頁)。這里說的是古遠清先生，余秋雨曾經(jīng)狀告他“誹謗”。古先生在他的《我的文學評論道路》一文中曾經(jīng)說過，“為了不讓我活活餓死，在我出世兩年之后，我父母把我交給人販子，再賣給廖姓老板做兒子，由此我得到了求學的機會。”

　　領養(yǎng)小孩就“缺少善和愛的滋養(yǎng)”嗎？余秋雨甚至忘記了，他在《借我一生》中曾經(jīng)告訴過讀者，他家中就有一個從小被領養(yǎng)的表妹(他姑姑的女兒)。難道余秋雨的表妹也是有精神障礙的病人？

　　在這本書中，余秋雨“揭露”了一些別人對他的“誹謗”：“他們一致認為，盜版有大功，是對國家出版體制的重要補充和勇敢探索，你第一個站出來發(fā)表聲明反盜版，就是在扼殺一種新的文化機制，因此是文化殺手。”他還告訴讀者，古遠清“誹謗”他“可能要篡奪國家的最高權(quán)力”(《我等不到了》218頁)。余開偉“誹謗”他說：“中國開始批判蘇聯(lián)修正主義，可能是你(余秋雨)在做中學生的時候發(fā)動的”(《我等不到了》218頁)。這些明顯弱智的話真的會出自批評者之筆嗎？

　　篡改偽造別人的話誣人誹謗，其實正是誹謗，一種更加惡劣的誹謗。

　　更為可怕的是，余秋雨讓一個所謂“香港中文大學博士”在路燈下鬼鬼祟祟地低聲警告他，“這兒有一個‘五一二丑聞’的行動計劃，你已經(jīng)被認定為首先要排除的障礙，有一個圈套就要實行，你要小心”(《我等不到了》284頁)。接著，余秋雨把蕭夏林、易中天等人質(zhì)疑他“詐捐”納入了這個神秘的罪惡計劃。

　　余秋雨大而化之，把質(zhì)疑他捐款的具體事件提升為攻擊中國的抗震救災，他說：“攻擊我是小事；把丑聞加給五一二，是大事”(《我等不到了》285頁)�！澳銈兛梢哉f我是‘詐捐’，但千萬不要繼續(xù)追查和污辱其他中國人(《我等不到了》289頁)。”

　　多么駭人聽聞的指控！這種手法現(xiàn)在聽起來已經(jīng)恍如隔世。

　　吳拯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