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孔活動年年有，今年的活動卻有點引人矚目，首次由山東省政府與教育部、文化部等省部機關聯(lián)合主辦。9月28日的曲阜，名流云集，高官出席，祭孔大典上由山東代省長宣讀祭文，并由一位副省長宣讀“國人不可不知的五句《論語》經(jīng)典”。在一個講究規(guī)格的官本位社會，此舉可謂盛況空前。

　　現(xiàn)代社會是一個文化多元社會，崇尚什么，不崇尚什么，應當屬于一個人最低限度的自由。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祭孔活動一直是由民間主導，但2004年起卻開始轉(zhuǎn)為官方主辦。這種將祭孔活動上升到“國祭”的行為，讓我嗅到了一種一元思想的味道。

　　黑格爾曾說孔子的思想只是一種常識道德，“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個民族里都找得到�！�(如此次所謂五句經(jīng)典之首的“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就是連地球人都知道的常情)把他話里的貶義翻轉(zhuǎn)過來，這種常識道德其實就是指普世價值，而我們以前的時代錯誤恰恰就是忽視了常識。在這個意義上，重新提倡傳統(tǒng)文化的某些方面，如儒家的民本思想，或有一定的救世作用。但也僅此而已。因為在我看來，孔子思想里缺少的還不是黑格爾所說的思辨哲學，而是現(xiàn)代社會的核心價值：人的權利。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要恢復禮樂制度。《禮記·樂記》云：“禮義立者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边@就是禮樂制度的實質(zhì)：建立在等級社會基礎上的“和諧”。平心而論，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tǒng)的全盤否定確是有所偏頗，古代社會并非全是人吃人的一片黑暗，但它的實際上的“和諧”，如果真正有過的話，本質(zhì)上也還是建立在權利差序、各守其分的社會基礎上。經(jīng)歷了現(xiàn)代性啟蒙洗禮的國人，大概是不愿接受這種不平等的“和諧”的，除非這個民族患了失憶癥，要讓歷史從頭再來一遍。

　　正因為只是倫理常識，儒學才只能嫁接到其他思想學說上，漢儒對道、法、陰陽的吸收，宋儒對佛教禪宗的融合，都說明原始儒學不能成為一種統(tǒng)治術，此后的儒學改造是歷史的必然。也就是說，兩千年來各朝各代統(tǒng)治者從來也未曾有過單一的以儒治天下，而是“外儒內(nèi)法”(法家的法，而非法治的法)或“內(nèi)圣外王”的人治模式，而儒學倫理作為一種等級社會的綱常禮教，強調(diào)對秩序的維護和服從，更多成為一種對被統(tǒng)治者的規(guī)訓。因此，與其如某些學者所說，儒學適合于治世，而不適合于亂世，不如說它適合于臣民社會，而不適合于公民社會。

　　在禮壞樂崩的時代，孔子曾極力想恢復禮樂制度，結(jié)果卻歸于失敗。今天某些人要把儒學重新變成一種治術，甚至像某些人所希望的上升為“國教”，難道就能成功嗎？在今天各種社會矛盾尖銳的情況下，社會和諧不是搞幾次祭孔大典就能實現(xiàn)的，現(xiàn)代社會要實現(xiàn)和諧，唯一的路徑只能是擴大公民的權利，注重社會分配的公平。并把這種公平視為一種個人的權利訴求，而不是社會的恩賜。

　　如何對待現(xiàn)代化與傳統(tǒng)的矛盾，構(gòu)成了國人一百多年來不斷的思想交鋒。友人邵建最近有一個提法，叫“中學為私，西學為公”。這個提法頗有意思，從現(xiàn)代政教分離的角度，注意到了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的分際，或者也可叫中學為俗，西學為政(我們的共和制度就是來自西學)。比如，日、韓、臺灣等地每年也都舉辦祭孔，但那只限于一種民俗活動。在這個意義上，我個人并不反對祭孔，因為世間已無袁世凱，其中如有文化搭臺經(jīng)濟唱戲的意圖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這種公祭活動由政府介入甚至主持，就會讓人產(chǎn)生歧義，似乎是在隱然提倡一種國家意識形態(tài)，具有政教合一的意味。

　　我覺得，如果有些人深感價值失范，真要找一個古人來頂禮膜拜，與其祭祀講求“君君臣臣”的孔子，倒不如祭祀主張“民貴君輕”的孟子。六百多年前，明太祖欲罷孟子在孔廟中的配享，正說明孟子更難成為一種愚民的工具。盡管這位儒家二號人物的言論仍是出于治民，而不是民治，但作為一個兩千年前的學者，能提出社稷之上是民的思想，畢竟是今天許多人都遠遠不及的。(景凱旋)

　　(作者系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