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發(fā)跡后的確與文化界過從甚密，是“三大亨”中唯一能在知識界、文化界也周旋得游刃有余的人。他與文化人的交往以及贊助文化事業(yè)還留下了不少掌故乃至佳話，比如優(yōu)待其門徒中的記者、編輯，資助學者、詩人和名士，興辦學校和圖書館，培養(yǎng)子女向學向善，都給人以很深印象。解析杜月笙的文化事跡，對民國時的中國社會狀況和杜月笙本人可多一份了解。

　　杜月笙親近文化界，首先肯定是出于現(xiàn)實利益，把他看成是一個超凡脫俗、仙風道骨的“奇人”只能是一廂情愿。杜月笙對新聞界人士最舍得花錢，對投入他門下的記者、編輯，不但不收取他們的孝敬錢，反而每月予以優(yōu)厚津貼。據(jù)說受津貼者如將此款存入銀行，一年下來可買一輛汽車。杜月笙每年在這方面的支出達二百萬銀元之巨。

　　這筆錢可不是用來支持“神圣的新聞事業(yè)”的，有這層關系，上海的報紙就很難見到說杜月笙壞話的文章。《新聞報》資深編輯唐世昌某日見一頭條新聞稿，內容是揭露杜月笙的犯罪行為，他立即抽走。此外，如果其他社會名流有不光彩事要見報，他們知道杜月笙在新聞界的能耐，便求到杜月笙處請求遮掩，遂愿后必然對杜月笙感恩戴德，更加俯首帖耳。杜月笙跟新聞界的結交及對其投入，為的就是控制媒體，操縱輿論，擴大聲望和勢力。

　　他與律師界的往來與之類似。當時著名的大律師秦聯(lián)奎曾在杜月笙開辦的賭場“消費”，結果連輸四千大洋。秦悻悻離開時恰被杜月笙看見，杜月笙問清秦的身份后立即將這四千大洋托人如數(shù)奉還，并傳話體貼地說：“當律師的靠搖筆桿、用心血、費口舌為生，沒有多少錢好賺，我不能贏他的錢�！鼻芈�(lián)奎自然十分感激，從此他經(jīng)常到杜處詢問是否有事需要“幫忙”，后成為杜的忠實法律顧問。

　　除了維護和擴大實際利益，我們自然想到杜月笙結交文化界的另一目的是附庸風雅。杜月笙有錢有勢，可是出身貧寒，讀書很少，獨缺風雅，而一個人如果沒有“文化品位”，終究“上流”不起來。要真的成為一個有地位的人，就必須讓文化人看得起。杜月笙在這方面更是煞費苦心，最著名的是他和大學者章太炎的相識相交。

　　章太炎就是辛亥革命元老章炳麟。這里有個十分有趣的現(xiàn)象：一提章炳麟，我們面前就是一個身著和服、金剛怒目的革命家；而一提章太炎，似乎就是個身穿長衫、皓首窮經(jīng)的老學究。

　　章太炎晚年定居蘇州治學，以語言學家、哲學家名滿天下，但經(jīng)濟并不寬裕。其時章太炎的一個侄子在上海法租界和一個很有背景的人起了房產(chǎn)糾紛，向章太炎求助。章太炎名氣再大也干預不了法租界的事，無奈之下章老先生只好賣把老臉，寫信給上海頭面人物杜月笙，請求幫忙。

　　杜月笙接信大喜，立即麻利地調動關系為章侄排難解紛，取得兩邊都滿意的效果，然后親自到蘇州章太炎處“匯報”處理經(jīng)過和結果。兩人在章太炎書房相談甚歡，臨走杜月笙還悄悄將一張兩千銀元的銀莊莊票壓在茶杯下，不動聲色地向章太炎送了一份厚禮。章太炎的感佩可想而知。此后杜月笙還每月接濟章太炎的生活。這樣一來，杜月笙在章太炎的心里就真的有了地位。

　　杜月笙本名杜月生，因生于農歷七月十五得名，章太炎引經(jīng)據(jù)典為其改名杜鏞，號月笙。語出《周禮·太司樂疏》，西方之樂為鏞，東方之樂為笙，如此名號，多么高雅!

　　章太炎為杜月笙做的另一件事更具轟動效應：一代樸學大師章太炎親筆為杜月笙修訂家譜。他根據(jù)杜月笙的自述“祖先由浙江海寧遷來”，“考證”出“杜之先出于帝堯”，“直系祖先為山陰杜衍”，讓出身微寒、父母雙亡、近族寥落的杜月笙躋身帝王之系、名人之后。有了章大師的這篇筆墨，杜月笙再也不必在名門望族面前自覺低人一等了，并于1931年風光體面地在故鄉(xiāng)浦東高橋落成了他的杜氏祠堂。

　　章太炎的這段經(jīng)歷被看成一個污點，有人指責他“傍黑”；而章氏后人并不認同，稱章根本沒有這么一個在法租界和人爭房產(chǎn)的侄子，言下之意是章太炎為杜月笙改名和修家譜不是得了好處之后的投桃報李。但我想此事應不是憑空捏造，學術泰斗和黑道巨梟，這兩種完全不同的人走得如此之近，杜月笙想必的確對章太炎下了大功夫，終得到了章太炎的敬重，建立起了“平生風義兼師友”的交情。

　　除了結交章太炎，杜月笙的座上食客還有學者章士釗、名士楊度、詩人楊千里、才子楊云史等，都是當時文化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有了這樣一批文化名人朋友環(huán)繞左右，人們再不好把杜月笙看成“黑社會頭子”、“大流氓”了，他已成真正的“大人物”。

　　更有很多文化人拜杜為師，按黑社會規(guī)矩，拜“老頭子”必須開香堂，呈上寫明三代簡歷的門生帖子，并行三磕頭禮；杜月笙十分通達：如今我在“明社會”也身兼幾十個董事長、理事長、會長，是企業(yè)家、金融家、社會活動家，你拜我為師不丟臉，但要你一個飽讀詩書的人向我一個半文盲跪拜磕頭之類也太為難人了。于是杜月笙改革禮儀：“老頭子”改稱“老夫子”，“門徒”改稱“學生子”，開香堂改為點香燭，三代簡歷帖改為“永遵訓誨”一句話，三磕頭改為三鞠躬。這為文化人投入杜門大行方便。經(jīng)過和文化界的接觸交往，杜對文化人的心理已是十分了解，和“風雅”溝通起來已得心應手。

　　杜月笙如此熱誠地“附庸風雅”，目的當然是為提高自身地位。由此可以看出，那個時代的風雅還是值錢的，還是值得去趨附的。

　　還有必要提及杜本人的心性。并不是每一個先低微后發(fā)達的人都有風雅之心，財勢已在手，文化何值一提?何況“粗人”們很清楚文化人在心里瞧不起自己，更容易對知識分子產(chǎn)生敵視和仇視。

　　這種小人得志的淺薄蠻橫嘴臉和報復之心杜月笙倒真是沒有。他雖是粗人出身，但心里一直有對文化的向往和敬畏，“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等傳統(tǒng)意識積淀在他心靈深處。成名后的杜月笙回憶童年：“當時一個月學費只有五角錢，可惜因為家里實在太窮了，讀到第五個月，先母繳不出學費，只好停學�！辈浑y看出話里含著縷縷心酸，他似乎真是有心向學的。等他有了足夠的錢勢，也想回頭努力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在門廳高懸的對聯(lián)是“友天下士，讀古人書”，然而畢竟識字少，無法去“讀”，他就重金聘請高明的說書藝人長期為他講《三國》說《水滸》，學習歷史知識和古人處世方式；他一度勤練書法，雖然沒有什么成就，但“杜鏞”二字終可瀟灑地到處簽寫；他非常注重儀表文明，對手下說“衣食足，應該禮儀興了，再不能讓人一看就害怕討厭”，不論天氣多熱，他長衫最上面一顆紐扣也從不解開，并禁止衣冠不整、赤膊袒胸的徒眾出入杜門。

　　經(jīng)過長期自律和培養(yǎng)，杜月笙的整個氣質形象都起了很大變化。著名老報人徐鑄成回憶他年輕時第一次見到杜月笙的情景時說，他原本以為此人會是怎樣的青面獠牙，見了面才知道，原來是位言談舉止都很斯文的瘦削老人。

　　像千千萬萬中國人一樣，杜月笙對子女的教育高度重視，嚴格要求他們的學業(yè)，嚴禁他們沾染煙賭娼。兒子杜維藩高中時一次大考逃考，被他狠甩兩個耳光；女兒杜美如一次外語考試成績不佳，被他用鞭子責打十下。杜氏八子三女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培養(yǎng)，至今活躍在海外商界，其子杜維善還是一位著名收藏家和古錢幣研究專家，近年來兩次向上海博物館捐贈古錢幣共計一千八百余枚，上博專館陳列。杜月笙還在法租界善鐘路創(chuàng)辦了一所正始中學，親任董事長，聘陳群任校長；并在老家浦東耗資十萬元，建起“浦東杜氏藏書樓”，附設學塾。辦學并不是賺錢的買賣，這除了擴大社會名聲，也是他對自己早年失學的心理補償吧……

　　(本文摘自《民國多少事》，謝軼群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