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學在1978年以后被文學史家認為是進入了“復興”時期。其標志就是金庸(包括梁羽生和古龍)的武俠小說、高陽的歷史小說以及瓊瑤亦舒的言情小說、梁鳳儀的財經(jīng)小說的引進，并在讀者中造成廣泛和持久的影響。

　　接下來，民國通俗小說成了出版商的“搖錢樹”，自1900年前后至1949年以前，凡是具有一定可讀性、又允許重印的現(xiàn)代通俗文學作品，幾乎都被重印了一遍，有的甚至印了多種版本。像張恨水，怕是印得最多的，至今還在印，有出版社已經(jīng)準備編印他的全集。除張恨水外，秦瘦鷗、周瘦鵑、劉云若、還珠樓主，以及張愛玲的書，都印了不少，深為廣大讀者喜愛。這種“重印熱”至今未見冷卻，甚至還有增溫的趨勢。

　　把張愛玲歸入通俗文學一脈，有人也許會不高興，不甘心讓她與張恨水之流為伍。但如果我們將20世紀通俗文學的歷史聯(lián)成一條線，就會發(fā)現(xiàn)，《海上花列傳》和張愛玲恰在這條線的兩端。作家阿城有個觀點，他認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面貌和傳統(tǒng)，本來就是通俗的，“五四”反而是個“另類”，直到張愛玲才撥亂反正，重振這個主流傳統(tǒng)。海外著名學者李歐梵也是認同這種觀點的。就像來自香港的李碧華，她的小說中有對現(xiàn)代性的反省，但說到底也還是通俗文學。

　　這真是一個十分奇特的現(xiàn)象。一方面是精英文學寫作的持續(xù)高燒和讀者數(shù)量的日益萎縮，另一方面，則是通俗文學單靠海外引進和翻箱底兒支持著社會大眾的閱讀需求。在最初的若干年，通俗文學寫作實在很有限。當年有一位作家叫苗培時的，為《北京晚報》創(chuàng)作過連載小說《慈禧外傳》，還有人寫過少林寺的海燈法師、故宮里的神秘傳說等，但都不成規(guī)模，不成氣候。作為補充，通俗雜志開始廣為流行。《故事會》曾達八九百萬，《知音》、《家庭》的數(shù)量也相當可觀。據(jù)調(diào)查，《故事會》的主要讀者群，多為進城務工的農(nóng)民。這種現(xiàn)象至今沒有根本的改變，30年來，通俗文學寫作成績甚微，依然屬于“弱勢群體”。近幾年網(wǎng)絡文學興起，才給通俗文學的前景帶來一線光明，顯示出一些新的希望。

　　歷史遭際與“蛛絲馬跡”

　　通俗文學的現(xiàn)實處境源自其歷史遭際�？偟恼f來，這20世紀中國，精英文學始終占據(jù)著主導地位。但通俗文學也曾有過三次令人矚目的發(fā)展：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后到“五四”之前，各種適合城市市民(有人稱小市民)口味的小說大量問世，我們過去稱為“封建文學復辟”，或曰“鴛鴦蝴蝶派泛濫成災”；第二次是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現(xiàn)了張恨水、秦瘦鷗、周瘦鵑、劉云若、還珠樓主、張愛玲等一批優(yōu)秀的作家，以及許多好的或比較好的作品。但這也是通俗文學受到批評最嚴厲、最激烈，甚至要被“掃出文藝界”的時期；第三次是1978年以后至今，由“引進熱”而“重印熱”，直到網(wǎng)絡寫作的興起，通俗文學大有要和精英文學平起平坐，一爭高低的勢頭。從上個世紀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通俗文學在內(nèi)地經(jīng)歷了大約30年的斷層期，僅在港臺得以保存其余續(xù)，“掃除者”或者以為其大功告成了。但他們恰恰忽略了一點，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點，你可以把通俗文學“掃出文藝界”，但大眾的閱讀要求你消滅不了�！拔母铩逼陂g“手抄本”的流行，正是這種要求的頑強體現(xiàn)。所以，改革開放的大潮一來，數(shù)十年所筑的“防洪大壩”，很快就被沖垮了。

　　值得注意的是，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長篇小說寫作曾有過一番通俗化的努力，也產(chǎn)生了一大批為讀者所喜愛的作品，像《紅旗譜》、《林海雪原》、《鐵道游擊隊》、《敵后武工隊》、《平原槍聲》、《烈火金剛》等，都有很鮮明的通俗文學的特征，而《烈火金剛》等作品，甚至還用了章回體的寫法。但在改革開放之后，這些小說并沒有馬上作為大眾通俗閱讀的資源被重新發(fā)掘，推向市場。直到90年代中晚期，這些所謂紅色經(jīng)典才被重新開發(fā)為電視劇的題材，陸續(xù)被改編和重拍。這是因為，經(jīng)過較長時間的沉淀和淘洗，這些作品的政治色彩已經(jīng)逐漸蛻化為遙遠的背景，而主人公的傳奇經(jīng)歷卻被凸顯出來，既滿足了當下社會審美心理對英雄和奇跡的某種期待，也迎合了一些人日益高漲的懷舊情緒。

　　通俗文學30年來的繁榮和發(fā)展，固然有其政治、經(jīng)濟、文化諸方面的原因，也有文學自身發(fā)展帶來的機遇。首先是政治上的思想解放，政策有了明顯的松動和放寬，這才有了港臺通俗文學的引進和民國通俗小說的重印，盡管其理由還是“通俗文學也能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服務”，但畢竟給予通俗文學一定的承認，使其改變了過去被批判、受冷遇、沒地位的處境，重新獲得了合法性。這也是政治成熟的一種表現(xiàn)。其次在經(jīng)濟方面，改革開放引進市場經(jīng)濟，商品交換原則，也影響到文化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也要講求經(jīng)濟效益，市場份額，作家和出版商都要考慮讀者的口味，考慮買方市場，通俗文學自然大行其道。特別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以來，社會知識精英的政治熱情逐漸冷卻，精英文學寫作失去了往日社會群體的呼應，文學寫作本身也從80年代初的政治激情中后退，越來越專注于文學自身的探索，這也為通俗文學的發(fā)展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最后是文化觀念的進化，多元共存幾乎成為一種共識，對通俗文學的態(tài)度也更加的寬容和理解。1985年文學界開過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其中一些重要人物雖然都強調(diào)通俗文學有“消極、陰暗的東西”，有“迎合低級趣味”的問題，但也不得不承認，“通俗文學在歷史上就存在”是一個事實，“社會上更多的人愿讀通俗作品”也是一個事實。他們只是希望，“要有高質(zhì)量的通俗作品去滿足那些讀者”。

　　猶抱琵琶半遮面

　　在這方面，中國的文學家們做得怎么樣呢？實事求是地說，我們一直不缺少寫作通俗文學的作家或嘗試通俗化寫作的作家，也產(chǎn)生過一些很有影響的作品。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有過汪國真的詩，小說有過《北京人在紐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但都是曇花一現(xiàn)，如過眼云煙一般，很快就消散了，看不到后續(xù)的成果。當年，有一個香港女作家雪米莉，這是四川作家田雁寧與幾個朋友共同創(chuàng)造的一個品牌，曾在圖書市場上馳騁過一段時間，但也是很快就無聲無息了。表面看是經(jīng)營過度，損害了這個品牌，其實還有更加內(nèi)在的原因。從歷史上看，整個文學界對通俗文學一直持有根深蒂固的歧視性觀念，看不起通俗文學和通俗文學作家，有些作家偶然為之，也羞于提起，有些作家索性就轉(zhuǎn)行了。還有些作家為了彌合想象中的讀者與實際讀者之間的巨大裂縫，也曾做過通俗化的努力，但由于這種努力是從精英文學的標準出發(fā)，試圖提高(實則閹割、改造)通俗文學，所以收效甚微。試問，30年來，我們產(chǎn)生了能和張恨水、劉云若、還珠樓主、張愛玲，乃至金庸、瓊瑤，或李碧華比肩的通俗文學作家嗎？我看是沒有。

　　不過，退一步說，近十幾年，通俗文學也有一些發(fā)展比較好的作家和文學類型，比如善于寫警匪加言情的海巖，顯示出一定的持續(xù)創(chuàng)作的能力和潛力。還有所謂官場文學，盡管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打壓，卻也顯示出頑強的生命力。繼張平、王躍文之后，我們還看到有寫作《駐京辦主任》的王曉方。這些都是傳統(tǒng)寫作中比較難得的通俗文學的成果。而通俗文學的真正改觀，卻是近幾年網(wǎng)絡寫作興起之后。有消息說，網(wǎng)上發(fā)表的小說，一年已超10萬部。這在傳統(tǒng)的文學生產(chǎn)體制中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就類型而言，則有玄幻、懸疑、盜墓、穿越、武俠、言情、商戰(zhàn)、職場、官場、青春等等。其中一部分作為圖書出版之后，發(fā)行量動輒都在10萬冊以上，有些甚至達到數(shù)十萬、上百萬，這和我們一貫所推崇的精英文學或精英小說只銷幾千冊或萬把冊的情況，相成了鮮明而強烈的對比。更有一種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即通俗寫史和通俗讀史的讀寫相長，水漲船高，知名寫家層出不窮。歷史不同于文學，但興起于網(wǎng)絡的通俗寫史，往往在寫作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借鑒了唐宋以來變文和話本講史的傳統(tǒng)；而讀者的態(tài)度也并不以此為學究式的歷史專著，而以消閑、解頤，間或取得一些歷史知識為目的。這種情形雖然也屢遭來自精英文學的詬病和指責，但鞭長莫及，已經(jīng)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更何況，隨著傳統(tǒng)出版和閱讀的日漸萎縮，精英文學前途莫測，自顧不暇，有悲壯堅守者，有思轉(zhuǎn)型者，通俗文學的大興已成不可逆轉(zhuǎn)之勢。

　　源自大眾的閱讀訴求

　　所謂通俗文學，就是以城市平民或市民為一般訴求的文學樣式。它在形式和內(nèi)容兩個層次上都具有平民化和流通性的特征。就文學的功能而言，它強調(diào)娛樂和消遣的性質(zhì)。它的傳播則遵循了市場經(jīng)濟的邏輯，等價交換的原則，其運作方式與一般商品是同構(gòu)同質(zhì)的。既然如此，通俗文學的寫作，就以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能否獲得快感和愉悅為追求。因此，其敘述模式必然是對平民的、日常生活的肯定，是對細節(jié)的推崇甚至張揚，是努力呈現(xiàn)一個屢經(jīng)周折而最終達到平衡的狀態(tài)，即所謂大團圓式的結(jié)局。而這正是通俗文學最不能見容于精英文學之處。我們看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作為對通俗文學及其密切映照的中產(chǎn)階級自滿心態(tài)的反抗，正是要從個體的角度來揭示這種細膩的日常生活的平庸和脆弱。而新文學的另一翼現(xiàn)實主義文學則從啟蒙與救亡的歷史使命出發(fā)，要求文學對現(xiàn)實的深刻干預和批判，并擔負起走在群眾前面，負起時代號角的責任，他們更視通俗文學為“幫閑的、市儈主義的、色情的，和種種墮落的、黃色的傾向”，“這種純粹以趣味為中心的作品，顯然是對小市民的趣味投降，而失去了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群眾的基本立場”。所以，當年即有人表示：“以文學為消遣品，以卑劣的思想與游戲態(tài)度來侮辱文藝，熏染青年頭腦的，我們則認他們?yōu)椤當场�，以我們的力量，努力把他們掃出文藝界以外。抱傳統(tǒng)的文藝觀，想閉塞我們文藝界前進之路的，或想向后退去的，我們則認他們?yōu)椤當场�，以我們的力量，努力與他們奮斗�！边@樣一種對待通俗文學的態(tài)度，一直延續(xù)至今，并沒有根本的改變。很多作家不肯承認自己是通俗文學作家；或在一兩部通俗文學作品成功之后，馬上改換門庭，聲稱不再寫這種通俗的作品；或者干脆撂筆轉(zhuǎn)業(yè)，離開這塊“是非之地”。這種情形正是通俗文學的歷史地位以及相關(guān)評價所造成的，也是制約通俗文學發(fā)展和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俗文學需要發(fā)展和提高，問題是怎樣發(fā)展，怎樣提高？如果確如某些學者所言，以精英文學為標準，閹割、改造通俗小說，制造一批非驢非馬的“偽通俗小說”，那自然不是讀者所需要的。這里的關(guān)鍵還是要繼續(xù)解放思想，而文學思想的解放，首先是文學觀念、文學功能的解放。不僅通俗文學的價值應該得到承認，通俗文學對小說藝術(shù)的貢獻應該得到承認，以消遣、休閑為目的的閱讀趣味，以及老百姓一代代繼承下來的欣賞習慣，其正當性也應該得到承認，這樣才能吸引更多有才華的作家致力于通俗文學的創(chuàng)作，才能從整體上提升通俗文學寫作的水平，從而在今后的時間里，使通俗文學的面貌有一個根本性的改觀。

　　(解璽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