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國電影可能要感謝兩個人，一個是馮小剛，一個是阿甘”。在湖南衛(wèi)視11月23日晚《零點鋒云》節(jié)目中，一位影視界人士如是說�！案兄x”的理由是，這兩位導演“在中國電影最危險的時候，最困難的時候”，拍攝了可以為制片方返利的電影。

　　單從票房角度考慮，馮小剛和阿甘包括張藝謀、周星馳，凡是能將觀眾拉回影院的導演，都是值得感謝的，但如果從電影藝術及長遠發(fā)展角度考慮，怎么也想不明白，阿甘有什么好感謝的。這位被稱作“爛片之王”的導演，至今已為中國影壇“貢獻”了《天黑請閉眼》、《閃靈兇猛》等四部恐怖大爛片，并拍攝了兩部“沒情節(jié)、沒人物、只剩惡搞”的《大電影》，堪稱影視界最有名的一位垃圾文化制造者。

　　隨著新片《高興》的即將公映，阿甘又實現(xiàn)了一次“華麗”轉身，將自己的電影貼上了山寨標簽，趕上了2008年的這股山寨潮流�！吧秸�”一詞最早為大眾所知，是因為它緊密地與日常用品“手機”聯(lián)系在了一起，之后迅速走紅，成為網絡上最為炙手可熱的詞語�！吧秸�周杰倫”、“山寨《紅樓夢》”、“山寨《百家講壇》”……一時間，世間萬物無不可“山寨”，就連《紐約時報》也出了號稱發(fā)行120萬份的“山寨版”，頭條是“伊戰(zhàn)結束”。但山寨文化不能與垃圾文化混為一談，阿甘大談“山寨無罪，惡搞有理”，并不見得他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山寨文化”。

　　山寨文化的流行，有時代發(fā)展必然性藏身其中，以草根對抗權威，以大眾對抗精英，是其閃光點所在。每部電影票房都能過千萬的阿甘是值得尊重的，但每部作品都形同甘蔗嚼過一遍就再無味道的阿甘，除了為觀眾提供一些廉價的笑料外，還能否找到稍微多一點的存在價值？在對阿甘新片的評價上，“90后”少女蔣方舟體現(xiàn)出了難得的理性和批判精神，她說《高興》沒能落到她的笑點上，(在電影拍攝上)阿甘是一個不自信的人。換個角度理解蔣方舟的話便是，山寨屬于草根和民間，一旦文藝圈的精英也開始拿山寨蒙事時，山寨便被用得走形變樣，成了一件慘不忍睹的“畫皮”。

　　阿甘改編賈平凹是個根本性的錯誤。一位是喜歡胡整的偽喜劇片導演，一位是嚴肅的純文學作家，怎么看都八竿子打不著。不知道賈平凹看到自己的《高興》被拍成了山寨歌舞片還高不高興得起來。至于中國電影要感謝馮小剛和阿甘，則純粹是生拉硬扯。馮氏喜劇在寫實基礎上的夸張，是和大眾消費社會的文化邏輯不謀而合的，他洞察了市民階層的生存和情感危機，并通過黑色幽默手段在影像上完成了升華。而阿甘電影的水平則只停留在了惡搞最基本的層面上，屬于形式上技術手段不高、內容上也沒什么營養(yǎng)的一次性消費品。

　　《瘋狂的石頭》成功后，東施效顰的小成本惡搞電影蜂擁而上，擠上院線的，就有近十部，拍惡搞電影，甚至被業(yè)界認為是年輕導演的成功捷徑。但惡搞電影扎堆兒的后果已經顯而易見了，不僅這些后來者難有一部超越《瘋狂的石頭》的，而且當初《一個饅頭引發(fā)的血案》所顯現(xiàn)出的惡搞積極一面的解構價值，也幾乎被這些劣質電影沖刷殆盡。

　　多以網絡群眾群動形式出現(xiàn)的惡搞風，終于吹遍了文藝界的各個角落。不僅影視劇惡搞，話劇也開始惡搞。各大城市上演的話劇，甚至一度有一半左右是速成的惡搞劇。相聲也開始惡搞，一些年輕相聲演員把惡搞當作了成名立萬的手段……有“中國最帥的相聲演員”之稱的高曉攀在《零點鋒云》中甚至說了這么一句話：“那么你們做得不垃圾，你們票房可能會很慘敗，那么在這個上面，誰對誰錯，誰是誰非，誰都說不明白。”可以理解高曉攀所說的“垃圾”，包含“通俗化、生活化、娛樂化”等含義，但將“垃圾”當成行業(yè)標準甚至文藝工作者的追求目標，還是令人有點難以接受。

　　“山寨”一出，無人爭鋒，之前流行的無厘頭文化，包括網絡流行的雷文化、囧文化，現(xiàn)在都被歸到了山寨文化這桿獵獵作響的大旗之下。作為被和草根精神畫上等號的山寨文化，是有持久生命力的，只有在民眾心理不斷變得成熟和理性、各種形式和各個領域的霸權主義得到消解的那一天，才是山寨文化壽終就寢之日。而作為被商業(yè)所利用的山寨文化，則是淺薄、蒼白、毫無魅力可言的，文藝界盛行山寨風，是創(chuàng)作者舍棄“人性化”而取道“粗鄙化”迎合觀眾的危險做法。要知道，無論什么時候，人們渴望得到的文藝產品，都是精品而非垃圾。

　　韓浩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