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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蘭芳和他失去的時代
電影《梅蘭芳》開頭,邱如白對著梅蘭芳說,“你的時代到了”,那年他27歲;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梅蘭芳重新粉墨登臺,而他的時代卻不再了
★ 本刊記者/孫冉
電影《梅蘭芳》開頭,邱如白對著梅蘭芳說,“你的時代到了!
背景后面,那是一個世事紛亂的年代,黃馬褂被嵌入了鏡框,大總統(tǒng)走馬燈地換。前朝遺老們沖北一報拳,算是向既往的傳統(tǒng)和生活方式訣別。
這時代,留歐歸來的邱三爺要破京戲的規(guī)矩,辦金融的“六爺”財大氣粗,成了梨園界的組織者。吃戲劇飯的伶人們多少感覺到了彷徨。革命阻斷了伶人入升平署,吃俸祿供養(yǎng)的生活方式,衣食父母成了大眾。五四之后,新青年往戲院里涌,戲單子開始往大學校園里發(fā),觀眾們的審美也在變,苦守寒窯的王寶釧已經沒人看了。
那個時代差不多是民國十年,梅蘭芳27歲。
不止是他,眾人的時代都到了。
新文化運動打開了社會的眼界,全社會的審美心理在潛移默化。戲園子里,方桌已經撤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長椅。沒人注意這個微妙的變遷,而事實上,觀眾已經從聽戲變成看戲了。唱得好不好已經是次要的了,扮相美不美才是主要的。
抓住那個時代的人,此后都成了大爺。
不久,日本人來了。藝人們誰都不愿意“隔江猶唱后庭花”。
梅蓄須明志,那是在大是非中不含糊。
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梅蘭芳在人們的期待中,重新粉墨登臺。
當舞臺的帷幕緩緩拉開,電影《梅蘭芳》戛然而止。就差臺下的邱如白再補一句,梅的時代已經行將結束了。
又四年,新中國成立,連毛澤東都不無艷羨地說,我的名聲沒有你的大。
一句話,讓梅這個藝人又跌入了身份迷失的彷徨之中。
梅蘭芳的時代
梅蘭芳的時代也是梅黨的時代,也是那個世事紛亂、主義不斷的年代。
當時圍繞梅蘭芳這個名角兒周圍的都是些什么人?這是一群留學日本的精英,甚至是同盟會的成員,與早期革命者很熟,也就是民國時期的掌權者。
代表人物就是馮耿光,民國時期在中國銀行任董事。梅蘭芳的收入都存在中國銀行,馮是梅的“理財官員”。
電影里的邱如白并無其人,事實上只是梅黨的一個化身,如果非要對號入座,那么邱更像極了“梅黨”里的齊如山。
齊如山是后期才加入梅黨的,他本是個面粉商人,卻因梅蘭芳的關系癡愛上了京劇。堅持幾年給梅寫信講戲,梅在經過梅黨的同意后,才將此人吸納進組織。
他是梅黨中最為梅竭盡全力的一個人,畢生心血用于為梅寫劇本,改良戲,推介海外演出。
雖然這些梅黨都不是職業(yè)文化人,但卻有著不淺的文化修養(yǎng),而且是新社會的受益者。而其他黨中多屬于舊文人,在身份姿態(tài)上就輸了。
梅黨與梅蘭芳的共生是一種因緣,而這恰恰是梅蘭芳自己選擇的一種和戲劇漸近漸遠的生活方式。
他與梅黨的交往,早已突破了戲劇的界限,梅黨將其塑造成一個中國古典文化的窗口,以及聚集社會名流的沙龍。北京東城無量大人胡同的梅宅,一度向世界敞開。爬長城,逛頤和園,去梅蘭芳家,這是當時老外來中國最向往的3大傳統(tǒng)項目。印度泰格爾、荷蘭國王古斯塔夫、美國電影明星范朋克,都去過梅家。
而民國時梅蘭芳與很多軍閥關系已經很密切,張學良正是看梅的《霸王別姬》時,接到電話說日本人把父親在皇姑屯炸死了。
梅黨中不乏汪偽政府中的官員,在與上流社會的交往中,梅蘭芳將個人修養(yǎng)和社會經驗歷練得更加豐富,最后游刃有余到以方寸舞臺濃縮了社會舞臺。
梅黨把梅推向更廣闊的世界,在信息閉塞的民國社會,有三樣東西是老百姓有口皆碑的:同仁堂,孫中山,梅蘭芳。民國選大總統(tǒng),推薦梅蘭芳當選的呼聲也不低。
梅黨帶給梅蘭芳的,僅智慧就已夠梅受用一生。
據史料記載,梅黨對梅一度曾達到藝術、生活、經濟等多方面的控制,包括梅的三段婚姻,也是梅黨撮合的。
但這并不說明梅蘭芳是個軟弱無主見之人。梅蘭芳在上海孤島時期,一直蓄須明志。他沒有離開,一直等待解放。那時很多中國人都看不清楚之后的光明。
到了1949年,時代又變了。梅蘭芳北上成了新社會的同志,而與他亦師亦友的梅黨們,齊如山在新社會里成了敵人,馮庚光則成了團結改造的對象。
在新社會第一瓢冷水中清醒
1949年5月,梅蘭芳北上。這離他1931年南遷上海避禍,已經有18個年頭了。
當年的老宅無量大人胡同的綴玉軒已是幾度易手,有了新的主人。戲曲界,局面日益更新,尚小云已經很少唱戲,荀慧生還在演,程硯秋已后來居上,聽他的多是有知識的人。老生行當里馬連良去了香港,因為當初犯了錯誤。
北京的梨園生意也大不如前,市面上人心浮動,戲園子里上座率不到一半。
梅蘭芳是被陳毅請去北京參加文代會的,對于新政權,梅的認識不多。
抗戰(zhàn)勝利后,梅蘭芳和周恩來曾在上海見過一次。當時,周跟梅說,將來你不要跟著國民黨走,我們歡迎你。
1948年,齊如山和梅也在上海見了一面。自從梅蘭芳訪美歸來,梅和齊漸行漸遠了。當時,齊要去臺灣,梅不置可否,只是贈了一件皮草。梅蘭芳第一次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1949年,梅蘭芳北上參加全國文代會。“梅黨”的另一位關鍵人物馮耿光設家宴為梅蘭芳送行。
此后,梅蘭芳的聲譽日隆,地位崇高,而馮耿光則因為歷史問題成了“團結改造”的對象。
他一輩子不懂政治,不搞政治,每次與政治發(fā)生關系的時候,都有身邊的梅黨出謀劃策,如今,這些人已自顧不暇了。
一路上,梅蘭芳唯一的感覺是,新社會工人階級的地位提高了,舊社會的藝人們也成同志了。
在前門火車站,梅蘭芳受歡迎的程度,不亞于解放軍進北平,他是戲迷心中的領袖,難怪連毛澤東都說,你的名氣比我大。
這肯定不是好事,危機隨即出現(xiàn)。
10月底,梅蘭芳在北京開過全國政協(xié)會議,赴天津短期演出,接受了《進步日報》記者的專訪。報紙的前身是《大公報》,建國后剛剛改名,一輩子中正平和的他當著記者的面,卻說出了與大潮流不符的話。
他說,京劇改革豈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以為,思想上的改造與技術的改造最好不要混為一談,最好慎重些。
報道發(fā)表后,風波驟起,黨內剛剛為全國戲劇改革制定了一個完備的方針,改革派們怎么能受得了這股逆風。
他們打算展開批判,敲打敲打這位不諳世事的伶界大王。
最終,這一消息有意地由天津市文化局傳遞給梅蘭芳,面對這始料未及的強烈風波,梅蘭芳不得不延宕在天津長達一個月的時間反省、思考。
惹事記者張頌甲和梅的秘書許姬傳都分別表示愿把這個責任扛下來,但都被梅蘭芳拒絕了。此時梅蘭芳已經是全國政協(xié)委員,戲曲研究院院長,他明白其中利害。
直到由天津市劇協(xié)專門召開一個“舊劇改革座談會”,梅蘭芳以變相檢討的方式修正了意見:“我現(xiàn)在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是,形式與內容不可分割,內容決定形式,移步必然換形!
這一個月里,究竟發(fā)生了什么事,至今仍是一個謎。那一年,梅蘭芳55歲,他以全國政協(xié)常務委員的身份參加了開國典禮。一位男旦所能達到的社會地位,都被梅蘭芳獲得了,他尚沉浸在當家做主人的喜悅中,就被潑了冷水。
此后,他明白,以后任何講話,還得找個黨員先看看。
梅算是明白最早的人。
當戲改運動在日后的十幾年依然轟轟烈烈,梅卻再也沒有說過話了,除了那些必要的“發(fā)言”。
戲改以后的梅蘭芳
天津事件后,梅蘭芳得以過了一個平靜的晚年。似乎當年的妥協(xié),使他獲得了以后的豁免權。甚至讓他保留了梅劇團。
晚年的梅蘭芳常露面的兩件事是:應形勢發(fā)言和到各地巡演。每次都讀寫好的稿子,演戲也只能演“梅八出”,但場面依然轟動。
梅蘭芳去到許多小地方巡演,每到一處,農民都熱情地揮舞頭上的白毛巾。當年,他到上海跑場子,給他搭線是資本家。
梅蘭芳的風光不減,可整個戲劇界卻萎靡不振。
戲改的核心,是遵循毛澤東延安的講話精神,這使得解放前約90%的戲都沒法演了。因為主張男女平等,一夫二妻就不能演了;主張科學,神鬼戲不能演了;主張勞動人民翻身做主,那些仆役戲也不能演了。
同時,大量壓縮劇團,只留下有名角兒的那么幾家?墒袌鲈獾搅似茐,還是無法阻止劇團的進一步凋敝。
之后對于戲改的政策反復過好幾次,每次爭論的核心都與是否演傳統(tǒng)戲有關。政策一寬松,傳統(tǒng)戲放開了,戲劇界就熱鬧一陣;政策收緊了,一切又恢復死氣沉沉。
自解放后,梅蘭芳就到處號召京劇界演現(xiàn)代戲,而他自己卻到去世都沒有演。
1959年,梅蘭芳入了黨,適逢建國十周年,梅必須要排新戲獻禮。擺在他面前的有兩部戲,一部愛情戲《龍女牧羊》,另一部是改編難度較大的豫劇《穆桂英掛帥》。
梅蘭芳選了后者,這個角色及其“我不掛帥誰掛帥,我不領兵誰領兵”的豪氣似乎就是“老當益壯、老驥伏櫪的不服”。
《穆桂英掛帥》首演即獲得了觀眾的肯定。這部戲成為梅晚年唯一一部也是最后一部作品。
徐城北在1959年曾經在北京看過梅蘭芳出演此戲,他清楚地記得,先生謝了3回幕,第一次是和梅劇團全體,第二次是和主要演員,第三次是他自己!懊废壬纳袂檫是那么平靜,完全看不出歲月帶給他的痕跡!
兩年后,梅蘭芳在北京去世。 ★
(感謝戲劇學者傅謹、戲協(xié)理論室主任崔偉、梅蘭芳研究者徐城北對此文的大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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