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目前王波濤介紹的情況來看，而且加之以前各種分析人士的分析說，這一次庭審結果可能不利于，不像大家想像的那種，有可能禁止拍賣，很有可能就是讓它繼續(xù)拍，你怎么看待這種結果？

　　白巖松：

　　雖然再隔幾個小時才能出最后的結果，其實我覺得最后的結果，可能相當多的人是可以做出一個預判的，很難這樣一個倉促提起的訴訟，最后真的演變成一個禁止拍賣的結果。因為你是在法國打這場官司，我覺得起關鍵作用的還不是一個實力是否懸殊，你這邊只有兩個人，那邊有七個人，你要利用國際法和法國的國內法來進行這起訴訟。

　　國際法給我們提供的是一個沒有任何約束力的公約，雖然中國跟法國也都簽了，但是它從來沒有任何約束力，靠它來約束，使歸還文物的先例很少很少。

　　用法國的國內法來說，這兩個持有人是通過合法的途徑持有的鼠首和兔首，而且距離圓明園1860年已經(jīng)過去了149年，而且也不是直系親屬，并不一定是他的爺爺搶的，他可能是轉了好幾手。

　　因此當理智地利用法律一個又一個技術環(huán)節(jié)的時候，是很難讓你有一種，你是感性的訴訟，給人講歷史，給人上歷史課，給人說中國人的關切，但是他拿法律一個又一個來阻擋你，所以最后現(xiàn)實的結果很難是我們期待的。但是我覺得這件事的意義可能在未來的一個結果。

　　主持人：

　　而且你注意沒有，剛才王波濤說中國律師在法庭上陳述的往往都是中國人對這個國寶的殷殷的感情。

　　白巖松：

　　對，所以我說叫上歷史課和以情動人。但是請注意，在法庭上，情和講歷史課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起不到最關鍵的作用，還是要看我們有沒有一個可以讓你打贏這場官司的法律條款和相應的先例或者怎么怎么樣，還是要靠理性的這些東西，但是很難。

　　但是我覺得他真正的價值是發(fā)出了聲音，過去這么多年，你什么時候見到在法庭上，我們針對一個我們流失的文物，我們起訴了，然后要發(fā)出自己的聲音。所以我覺得這個開始要大于結果。

　　主持人：

　　我今天看到各種各樣的聲音分析，說目前的是不是拍賣，應該有三種結果，哪種是上上的結果呢？就是法院禁止拍賣，第二種比較好的結果是流拍，第三種最壞的結果就是用一種買的方式把它買回來，你怎么看？

　　白巖松：

　　拍賣第三種結果，最糟糕的就是拍賣成功了，而且還是被外國人買走了，不像以前是何鴻燊直接把它買回來，然后捐給國家等等。

　　其實我的看法跟他不太一樣，我不認為最佳結果就是禁止拍賣。其實我覺得還有一種最佳結果，起碼是并列的，最佳結果是流拍了，為什么呢？它更有意味，在法院的法庭上，可能再隔幾個小時，就不會禁止他來拍賣鼠首和兔首。但是在法庭上，由于這段聲音發(fā)的很響亮，而且讓很多人都產(chǎn)生了一種畏懼感，因為中國人在發(fā)出自己的聲音，依然拍賣了，但是流拍了，沒有人敢買，這就為將來的外交和民間機構去解決我們很多的因為戰(zhàn)爭和不道德的原因，流失到海外的文物的解決，提供了一個新的空間，它會產(chǎn)生非常大的，不是特別強硬的，但是帶有道德力的威懾力。所以我覺得流拍是一個很讓人期待的結果。

　　主持人：

　　你剛才說到中國律師的聲音出現(xiàn)在法庭上了，這本身就是一個進步，你怎么看待今天的這個結果？比如說文物的持有者就曾經(jīng)說過，他說如果有條件的話，我也許會考慮把這個文物歸到你們國家，你怎么看？

　　白巖松：

　　但首先要看他的條件，如果他的條件是另外的一些因素可能還好辦，他說的是關于人權的因素。其實這就是很多的西方人在面對一些事情的時候習慣的一個擋箭牌，人權看看你怎么來解讀。所以這是一個要把這件事情很政治化的一個過程，所以你很難說怎么來界定，所以這句話不是理解成像今天很多標題看到的，持有者打算把它重新捐給中國，他前面有帶有人權的這樣一個條件，很難界定。所以我覺得它基本上是一個軟的擋箭牌，說我又不想傷你感情，但另外又是一個拒絕，這兩者同時存在，我沒有說不捐，但是你又知道很難捐，因為他前面弄了一個幾乎很難界定的擋箭牌。

　　主持人：

　　好，我們再來聽一聽當事人的聲音，我們來連線法國巴黎上訴法院職業(yè)律師訴訟提交人任曉紅，任曉紅你好。

　　任曉紅(追索圓明園流失文物律師團律師)：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主持人：

　　據(jù)你到現(xiàn)在為止的判斷，法庭的裁決結果有可能是什么？

　　任曉紅：

　　我想我們從訴訟一開始，對這個結果都不是很樂觀，我們知道這個訴訟是一場非常艱難的訴訟，因為有很多不可逾越的法律障礙，所以這場訴訟可以說是一場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訴訟。

　　主持人：

　　那既然你明知不可為，為什么還要為？既然知道很可能是輸，為什么還要打這場官司？

　　任曉紅：

　　我想像剛才主持人所講的意義所在，就是我們發(fā)出了自己的聲音，因為首先像大多數(shù)中國人一樣，我也希望國寶能夠回家。其次，我也是被國內律師同行的熱情和勇氣所感動。

　　我想最重要的，我是這場訴訟的訴訟主體，高美斯先生和他的協(xié)會，這么多年一直孤軍奮戰(zhàn)，保護中國流失海外的文物，這種精神讓我很感動。我覺得這場訴訟有可能讓國內的媒體、國際的民眾知道，在國外有這樣的機構，一直在保護中國的文物，能夠喚醒我們保護中國文物的精神，所以這場訴訟我們就不是失敗的。

　　主持人：

　　這場訴訟之后，你接下來要做什么？就是關于這些文物的保護方面。

　　任曉紅：

　　我的訴訟委托從這場訴訟之后就結束了，但是如果有各種協(xié)會，海外的協(xié)會還在接著為討回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所斗爭的話，我想我會加入他們的行列。

　　主持人：

　　還有一個細節(jié)的問題，之前我們聽說，本來這個官司的原告應該是叫做愛新覺羅宗親團這樣一個機構，為什么到目前為止，它變成了一個法國的機構？

　　任曉紅：

　　因為愛新覺羅宗親團這樣一個協(xié)會是在香港成立的，沒有在法國提起訴訟的資格。

　　主持人：

　　還有最后一個問題，這件事情對中國文物用司法這樣的一種方式進行介入的話，對未來會產(chǎn)生什么樣的影響？

　　任曉紅：

　　我覺得未來的影響還是很深遠的，因為這兩個獸首是非常特殊的，它是150年前被搶去的。但是高美斯先生這幾年提出了好幾個訴訟是起訴法國的博物館，因為他們一直在陳列從中國盜賣過來的文物，但是這些訴訟我覺得還是有很多法律上的意義的，因為150年前的訴訟，我們的訴訟時效已經(jīng)過去了，但實際上我們還可以接著在其他訴訟中，爭取回流失海外的文物。

　　主持人：

　　好的，謝謝任曉紅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