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輝有備而來，以《關(guān)于歷史敘述的思考》為題開講。一發(fā)聲，李輝自己便主動談到，自從他主動公開質(zhì)疑文懷沙先生之后，接連又有黃苗子被質(zhì)疑“出賣”了聶紺弩，馮亦代被指在章伯鈞家充當“臥底”。因為李輝素與黃老交好、又是老人家的傳記作者，而作為馮老“臥底”之主要證據(jù)的《悔余日錄》一書也是由他整理出版，所以李輝笑說：“我今天肯定避不開這個話題�！�

　　我的目的是“文化打假”

　　真沒想到這事會產(chǎn)生這么大的轟動，我的目的主要是打假。但媒體關(guān)注的焦點部分轉(zhuǎn)移到了他是否是流氓犯罪等，這個不是我的重點。

　　首先還是對質(zhì)疑文懷沙一事作出回應，李輝強調(diào)，我對文先生的情況知道很早，而且這些事情上世紀80年代在北京文化界路人皆知，如果不是文懷沙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自我編造越來越生動，自己根本不會有此公開質(zhì)疑一舉。李輝舉例說，文曾跟艾青的夫人去新疆參加艾青紀念館的活動，脫口而出“我跟艾青在‘左聯(lián)’時候就很熟，如何如何……”，而研究現(xiàn)代文學史的人都知道，現(xiàn)存所有關(guān)于“左聯(lián)”的材料記載，都跟文懷沙毫無關(guān)系。艾青在“左聯(lián)”活動的范圍、交往中也沒有任何關(guān)于文先生的記載！

　　關(guān)于文斯辯稱其父文懷沙因要在結(jié)婚登記時縮小與妻子的年齡差距，才把出生年份從1910年改為1920年，李輝認為這在邏輯上站不住腳。因為從“五四”時期到上世紀40年代的中國，夫妻之間年齡相差十歲以上根本不是一個社會問題，魯迅和許廣平、孫中山和宋慶齡、陳毅和張茜相差多大？根本沒有掩蓋的必要。

　　李輝說，如果是一個普通人，年齡是個人的事，但對一個著名的文化人、國學大師來說，考證其年齡就是基本的研究慣例，更何況在“文化打假”上是必須要做的。

　　李輝坦言：“真沒想到這事會產(chǎn)生這么大的轟動，我的目的主要是打假。但媒體關(guān)注的焦點部分轉(zhuǎn)移到了他是否是流氓犯罪等，這個不是我的重點。所以開始時文章并沒有寫那么具體，我只說‘入獄原因不便公開，文先生自己知道’，后來朋友看了認為沒有說服力，我這才把明確原因說了出來。但文懷沙入獄前是在單位公開宣判的，這個罪名也不是隱秘。”

　　“告密”事件真相如何判斷？

　　我們對那段歷史必須有整體把握，否則就很容易就單個人、單個事來考察，而與歷史隔絕。

　　談到黃苗子、馮亦代兩老被指“告密”一事，李輝的基本態(tài)度是：歷史檔案的公布要全面完整，才能對真相作出準確判斷；同時要把真相放到大的歷史背景當中去考察，才不會得出簡單化結(jié)論。

　　李輝說，馮亦代的《悔余日錄》反映了1958年之后那幾年知識分子右派群體的活動狀況，也包括他受組織之派了解章伯鈞的一些情況并向上匯報的事。李輝覺得，一個老人能把自己這段歷史，用這種形式告知于后人，需要很大的勇氣。他指出，知識分子的互相檢舉揭發(fā)至少從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就開始出現(xiàn)了，到了“胡風反革命事件”之后、1957年反右之后更是成了必須完成的過程。所以在文革爆發(fā)前，大量被推入逆境的知識分子和文人，都已經(jīng)進入了不斷檢舉揭發(fā)的政治環(huán)境之中�！凹偃缥覀冎惶蕹鲆粌善�文章，而撇開這個大環(huán)境，很容易得出簡單化結(jié)論。而如果我們完整地看這些檔案、看這段歷史，就會對人與人之間這種深刻的恐懼有深刻的理解，再產(chǎn)生深刻的同情。”

　　對于章詒和指責黃苗子在“文革”中“出賣”聶紺弩一事，李輝說他也看過章文中作為證據(jù)的寓真所寫的報告文學，但是并不能得出同樣的結(jié)論。所以，寓真有義務全面公布掌握的所有檔案材料，才能綜合筆跡、簽名、時間順序等因素來作分析，才可以下結(jié)論說黃苗子到底有沒有做這個事情、做到了什么程度、到底是什么原因。

　　有聽眾問，這些對文化老人們的質(zhì)疑之聲接連出現(xiàn)，是否意味著現(xiàn)在已經(jīng)到了還原歷史真相的時代。李輝說，“這種可能性越來越大了。但我們對那段歷史必須有整體把握，否則就很容易就單個人、單個事來考察，而與歷史隔絕�！�

　　我們都是歷史敘述的證人

　　我們這個時代已經(jīng)對欺騙、剽竊、抄襲等見怪不怪了，文壇、教壇上都是，社會心態(tài)發(fā)生了問題。

　　李輝自嘲是“一不留神趟了渾水”，但到目前為止也不后悔，因為這個事情總得有人出來說�！拔覀冞@個時代已經(jīng)對欺騙、剽竊、抄襲等見怪不怪了，文壇、教壇上都是，社會心態(tài)發(fā)生了問題�！彼�認為，我們都是歷史敘述的證人，都參與到歷史中。若干年后，下一代人如果發(fā)現(xiàn)：進入新千年后的中國文化環(huán)境中，這么一個不斷編造自己的歷史、連自己的年齡都說不清楚、重要人生經(jīng)歷都可以改編的人，居然成為中國文化的代言人走向世界！“那么我們作為同時代的文化人，臉上還有光嗎？你說我想出名也好，對老人不尊重也好，可以這么批評我。但一個事實不能回避：文懷沙的歷史是編造的，他有欺世盜名之嫌！”

　　對于指責他借機炒作名氣的說法，李輝直言還擊：“對我個人來講，真沒有必要借這樣一件事來出名。我寫了這么多年的人物傳記，如果真想出名，我知道那么多人的隱私，隨便寫一件早就轟動了！要是在報上開專欄，我一天一篇都能保證，都是娛樂性的！但有這個必要嗎？”(鄧瓊 周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