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時代的“易”思想與“陽”思維

　　馬慰國

　　伏羲是“人文始祖”之首

　　史籍記載，中國古有“三皇”。但對“三皇”的具體所指，說法不一。《中國通史(彩圖版)》認為“三皇都是創(chuàng)世神話中的神人，或是史前人類生活方式的象征”，“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是先民代表”。史學家楊東晨考證，“所謂三皇，有天皇、地皇、泰皇；伏羲，女媧、神農；伏羲，神農、黃帝；燧人氏、伏羲、神農等”十余種說法，“古今學者多贊同最后一種的說法”(《中華羲皇太昊考》，2007)。20世紀80年代甘肅省天水市秦安大地灣文化的大量考古文物新發(fā)現(xiàn)，炭化稷、黍、油菜籽種植作物證明是中國最早的農業(yè)文化之一；出土中國最早的彩陶，其中有代表性的繩紋紅陶圓足碗，三足圓底彩陶缽，人面形葫蘆瓶，還有運動性太極圖旋紋盆等。據考證，大地灣遺址與伏羲“出生于成紀”相吻合，也與伏羲時代“結網罟”以促漁獵，“養(yǎng)犧牲”以充庖廚，發(fā)明創(chuàng)造太極圖“作歷度”以指導農牧業(yè)生產相映證；彩陶刻畫標記“是中國文字的起源”(郭沫若語)相映證。因此我們認為，中國古有“三皇”，應是伏羲、神農和黃帝。伏羲是“三皇”之首，是最具時代特征的先民代表。這種認識可能更符合伏羲時代的客觀實際。伏羲是人不是神，他與創(chuàng)世神話的神人有巢氏、燧人氏有明顯的本質區(qū)別，不可同日而語。“三皇立極，功被萬世”，伏羲與神農、黃帝都是中國遠古時代的卓越代表人物，是時代的產物和中華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

　　伏羲時代的“易”思想

　　從文字起源來說，“易”字由太陽和月亮兩個字融合而成，代表日、月運行變化的規(guī)律以及對人事萬物的影響和作用。關于“易”字，漢代許慎編《說文解字》時，列舉了三種觀點：一曰“日月為易，象陰陽也”；二曰象形，“易、蜥蜴蜒蜒守宮也”；三曰“從勿”。后人總結出“易”有三個特點：“不易”、“變易”和“簡易”。早在距今七千年左右的伏羲時代，已用簡單、明確、實用的示意符號、示意文字表示反映著天、地、人、萬物之紛繁復雜自然規(guī)律的不變又運動變化，及相互轉變，達到簡單、明白、易懂的效果�！耙住彼枷霃纳�活實踐中來，又是早期唯物自然哲學的原型。

　　“易”有一個產生、提升、逐漸完善的長期發(fā)展過程，大體分為三個階段：一是“易思想”，二是“易學說”，三是“易專著”。伏羲時代，先民們從觀天察地、聚焦人事物變的生活實踐中，感悟到類萬物之情，通智慧之理，感識人生進化的包羅萬象，即“人與天地相應，天人合一”。這種思想是對天、地、人時的唯物表達、辨證思考和積極求實的反映，同時，開創(chuàng)的“太極文化”也得到快速發(fā)展。伏羲時代具有了“易”思想，并以“太極圖”具體、形象而極富哲理地表達出來，是當時人文生態(tài)環(huán)境下時代和認識進化的產物。進而對宇宙萬物進行抽象與概括，逐漸提升發(fā)展為夏、商、周初之際的“易學說”；再不斷充實、揚棄、發(fā)展為以《易經》《易傳》等為代表的“易專著”。

　　“易”思想是一種樸素的自然哲學思想體系，蘊涵獨特的形象思維、整體思維和辯證思維，被統(tǒng)稱為“太極思維”。太極思維在發(fā)展進程中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注入了豐富的營養(yǎng)，成為古今中外極少有的幾乎包羅萬象的思想寶庫，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中國特色。

　　陽陰思想

　　“易”思想的發(fā)展與“陽、陰思想”的發(fā)展變化幾乎是同步的、密不可分的。伏羲時代已進入父系氏族社會和以男性為首領主導的氏族聯(lián)盟時代，先民們長期積累了生存和生產知識，對天地運行規(guī)律的認識，對人及萬物的洞察了解，逐漸深化。面對氣象萬千的大自然，從日月、白天黑夜、男女、雄雌、熱冷等自然社會現(xiàn)象中總結出規(guī)律，伏羲和先民產生了以陽為主導的“陽思維”和“陽陰思維”，萌發(fā)并產生了陽陰對立統(tǒng)一的思想，總結出“陽陰規(guī)律”，即相互聯(lián)系的陽陰對立統(tǒng)一規(guī)律。在“一畫開天”的太極圖上，用簡單明確的示意符號表示陽和陰，將神秘的萬事萬物以神圣的思想化合起來。進而“上究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從生活實踐中發(fā)現(xiàn)，事物中陽陰成分各不相同，有的陽成分多一些，有的陰成分多一些，有的外陽內陰，有的內陽外陰，但都用陽陰符號示意并歸屬分類，這樣，一切復雜的矛盾的事物都能夠和諧統(tǒng)一起來。由“陽思維”產生的陽陰思想體現(xiàn)出和諧宇宙、和諧社會中的一大規(guī)律，集中了伏羲及先民們的智慧，同時加深了對陽陰構成的萬事萬物的認識，極大地促進了伏羲文化和伏羲文明，進而引領和促進了神農文化、黃帝文化乃至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

　　歸根結蒂，“陽陰思想”是由當時的父系氏族和氏族聯(lián)盟社會決定的，這就是“陽思維、陽陰思想”的奧秘。

　　為什么以后“陽陰思想”變成了“陰陽思想”？“變”的節(jié)點在何時？通過長期大量的分析研究發(fā)現(xiàn)，“變”的時間為商朝末期，關鍵人物是西伯侯姬昌即周文王。商朝末期，西伯侯姬昌囚困羑里，出于當時伐紂滅商的社會需要及占筮需要，他在暗地里藏著伐紂滅商興周的鴻圖大志，這種心態(tài)、權謀都屬于“陰”，而不是“陽”。這就是“陰思維”的奧秘。因此，姬昌苦思冥想，必須改變社會秩序及順序，從理念上將以陽為主導的“陽陰思想”改變?yōu)橐躁帪橹鲗У摹瓣庩査枷搿�，并在“演八卦”、推衍六十四卦的編排上、卦象之義上和韜晦謀略中表現(xiàn)出來。從社會歷史的角度來看，陽、陰顛倒，正反映了當時姬昌的身份、地位、生存狀況、政治需求及理念發(fā)展的現(xiàn)狀，它是時代性、歷史性的巨變，而不是微不足道的細微末節(jié)，其直接影響了后人的思維方式和理念模式，波及社會生活及思想意識領域的方方面面。包括孔子等在內的大學者，在不經意或不深思辨析中，都受到了陽、陰顛倒的深刻影響。至今，社會生活、生產、概念等方面的一些邏輯對應的混亂或錯亂，如日月、男女與相應的陰陽概念自相矛盾，其實都是陽、陰顛倒留下的痕跡；前文引許慎：“日月為易，象陰陽也”，也是受了“陽、陰顛倒”影響的具體表現(xiàn)，本應是“日月為易，象陽陰也�！�

　　“易”始于夏、商及周朝初期，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形成了比較系統(tǒng)、完整而性質復雜的“陰陽學說”，隨后由《易經》《易傳》等專著構建成“陰陽理論”，進而擴展并滲透到社會生活、生產實踐的各個領域，影響非常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