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溫和改良主義者季羨林的精神遺產(chǎn)

　　季羨林先生遽歸道山，身后留下上千萬字學術(shù)著作，堪稱季老最可寶貴的學術(shù)遺產(chǎn)，有待于后人承繼遺緒，薪火相傳。而作為一位民國時期留學德國，歸國后致力于東方學研究，教書育人數(shù)十載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季老的精神遺產(chǎn)同樣值得重視。特別是像季羨林先生這樣經(jīng)歷了近百年滄桑歲月的學者，不失為洞窺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命運與精神歷程的典型，有心者更不能不有所關(guān)注。

　　在這方面，相關(guān)論述已經(jīng)不少。只是此時此刻，似有進一步求解之必要。譬如有學者給季羨林先生作傳，為他的一生提煉出八個字——“清華其神，北大其魂”，將他看做清華、北大兩所著名學府的精神象征。還有人認為，季羨林是北大精神亦即五四精神的代表人物。這些觀點自有其道理在，不過稍嫌粗略，缺乏更為清晰具體的界定。個人感覺，求解季羨林先生一生的精神依歸，可能還需要從他個人文字里尋求答案。

　　季老晚年留下大量隨筆，不乏對時代和人生的感悟與反思，或可見證他的思想嬗變與精神歷程。而從這些文字可以看出，季羨林先生大半輩子所踐行的人生哲學，主要是兩個字：容忍。這兩個字既是季老的處世方式，也是他學術(shù)人生的精神所在。

　　1946年，35歲的季羨林從德國留學歸來。經(jīng)陳寅恪先生力薦，他被北大聘為教授兼東方語言學系的系主任。其后，季羨林在北大度過了3年“畢生難忘的歲月”。由于工作和學術(shù)上的關(guān)系，在這期間季羨林和胡適先生過從甚密，常有當面交流請益的機會。1999年，季羨林訪問臺灣，專程前往南港拜謁胡適的陵墓。他后來回憶道：“我現(xiàn)在站在適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從中來，心內(nèi)思潮洶涌，如驚濤駭浪，眼淚自然流出。……此時，我的心情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看來，彼時彼刻季羨林心情萬分復(fù)雜，欲言又止。

　　季老內(nèi)心的秘密并不難解讀。1949年以后，隨著社會激蕩，多位知識分子先后遭遇“華蓋運”，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批完俞平伯批胡適，最后批到了對他一生影響至深的陳寅恪頭上。在一系列批斗面前，季羨林保持沉默，“始終沒有參加到這一場鬧劇式的大合唱中去”。晚年憶及，他說：“想到我沒有出賣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夠?qū)Φ闷鹄蠋煹脑谔熘�靈了”。(《回憶陳寅恪先生》)但是，僅僅保持沉默而不能為這些他所熟悉的師長們辯白，這不能不讓他感到有所愧疚。這大概就是他站在胡適墓前，感到心情“不足為外人道也”的一個緣故。

　　保持沉默，既是不妥協(xié)，卻也是一種容忍的態(tài)度。季老的后半生，基本上就是在這樣的心態(tài)下走過的——在頻繁的“政治運動”面前如此，對發(fā)生于身邊的人事亦如此。比如去年發(fā)生的“藏畫盜賣風波”，季老事前并非不知情，后來也稱“丟畫兩三年了”，可他剛開始并不愿積極尋求答案；對于“身邊人”的一些“小動作”，他甚至還刻意裝作沒看見。季老曾說：“對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屬，還是朋友，都應(yīng)該有一個兩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忍者，相互容忍也。”毫無疑問，容忍確乎季老所踐行的一大人生哲學。

　　季羨林先生早年求學于清華，回國后又在北大教書數(shù)十載，清華、北大的人文精神自然在他大腦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季老講過，自己一生中碰到了6位對他有教導(dǎo)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師：在國外的有兩個人，即他的博士論文導(dǎo)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和教吐火羅語的老師西克教授；在國內(nèi)的有4個人，即馮友蘭、胡適之、湯用彤和陳寅恪。概而論之，對他的治學方式和人格精神同時帶來深刻影響的，非陳寅恪和胡適之莫屬。

　　陳寅恪先生是季羨林學術(shù)和人生道路上一個舉足輕重的榜樣人物。由于在清華期間旁聽了陳寅恪的“佛經(jīng)翻譯文學”，季羨林在德國留學時才會動了主修梵文課的念頭。季羨林在《回憶陳寅恪先生》中寫道：“寅恪師這種學風，影響了我的一生�！�…如果沒有他的影響的話，我不會走上現(xiàn)在走的這一條治學的道路，也同樣是來不了北大�！闭�因如此，陳寅恪所汲汲追求的“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不可能不對季羨林產(chǎn)生人格感召作用。

　　季羨林在北大展開學術(shù)和教書之旅，也和時任北大校長胡適不無關(guān)系。胡適對季羨林的學術(shù)水平頗為欣賞，直至晚年還曾評價：做學問應(yīng)該像北京大學的季羨林那樣。在這位大學者面前，季羨林“經(jīng)常如坐春風中”，胡適之的人格魅力，也為季羨林所津津樂道。胡適曾云：“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晚年胡適又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庇谧非笞杂傻耐瑫r保持容忍的精神，這也正是季羨林重要的人生寫照。

　　但總的來說，這種容忍精神超越了季羨林對自由精神的追求。這乃時代使然，也是個性使然。當然，季羨林總是在容忍，有時候卻也遏制不住對獨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追求。在動蕩年代，他對批判知識分子的行為保持沉默，對加諸自己頭上的不公平待遇保持沉默；到了晚年，當歷史的教訓(xùn)逐漸為人們所遺忘，他卻憤然寫出反思大作《牛棚雜憶》。還有，季老晚年多次提出要還自己“一個自由自在身”，這同樣是出于一個知識分子對時代的清醒認識。

　　也許季羨林先生從來就沒有忘卻前輩學者、師長們的教誨，不敢丟掉清華、北大知識分子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只是出于時代和個性緣故，他更多是以一種容忍的姿態(tài)走完自己的一生。還應(yīng)當指出，季老本人對這種容忍精神并非持悲觀態(tài)度，甚而含有積極主動的意味。大概季老總是相信“這個世界會好的”，對于社會天翻地覆以及個人榮辱起伏，方才能夠保持一種寬容和忍耐的樂觀精神。這恰和胡適之先生晚年提出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思想內(nèi)涵，在一定程度上不謀而合。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一語見諸胡適《容忍與自由》(1959年)一文。胡適在文章中提到：“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我們?nèi)粝雱e人容忍諒解我們的見解，我們必須先養(yǎng)成能夠容忍諒解別人的見解的度量。”這番話是有特定歷史背景的。當時正逢臺灣地方當局借機打壓胡適、雷震等人發(fā)起創(chuàng)辦的《自由中國》雜志，就此胡適認為雜志“應(yīng)該檢討自己的編輯方法是否完善”。有論者指出，這篇文章既是胡適對臺灣當局的一次“上諫”，更是“他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領(lǐng)袖對同志們發(fā)出了一種規(guī)勸，指明一條‘溫和’的道路，以期獲得政府的‘容忍’”。(樓魏華，《書屋》2001年第9期)

　　季羨林所持容忍精神的境界，或沒有達到胡適先生所言的地步。他只是在容忍時代加諸個人身上的種種不幸，同時期待著，這種容忍最終能夠等到和換來社會的進步。這體現(xiàn)和表達了季老的一種心聲：對這個時代多一些容忍和耐心，社會總會朝著更好的方向漸進發(fā)展。說到底，這種容忍精神是一種溫和的改良主義。這就是季老留給這個世界的一筆重要的精神遺產(chǎn)。

　　魏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