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三平的電影觀
向新中國成立60周年獻禮的影片《建國大業(yè)》,前天下午起在全國各地隆重上映。
韓三平,中國電影集團公司董事長,中國電影制片人協會理事長,《無極》、《赤壁》、《梅蘭芳》、《長江七號》、《瘋狂的石頭》、《投名狀》、《南京!南京!》、《瘋狂的賽車》等影片的出品人,“CCTV2008經濟年度人物”,國際電影制片人協會第一副主席……在這眾多頭銜之后,如今又增添了一個耀眼的稱號———《建國大業(yè)》總導演。
在接受《解放周末》獨家專訪時,韓三平從《建國大業(yè)》談到中國電影產業(yè),動情時雙手揮動,凝思時雙目深邃,激情與情懷,洋溢其間。
北京懷柔,國家中影數字制作基地。
走進這個完全建成后擁有20萬平方米各類電影設施的基地,但見一幢幢深色四方建筑整齊排列,窺不出什么端倪。工作人員向我們介紹說,這些建筑的內部擁有電影制作全部流程所需的設備,堪稱世界一流水平。好萊塢最大的攝影棚是3700平方米,而在這個基地里藏著的超大攝影棚卻有5000平方米,里面足可以搭建一架波音飛機和三四列火車。
在《建國大業(yè)》緊張的后期制作間隙,我們見到了韓三平。
如果要我給《建國大業(yè)》定位,我說它是一部中國的“英雄史詩片”
解放周末:作為獻禮新中國成立60周年的最重頭的電影,《建國大業(yè)》未映先熱,開拍至今一直備受矚目。這是您18年后重執(zhí)導筒,當時為何會接拍此片?
韓三平:當初張和平(北京市政協原副主席)給我打來電話,希望由我來執(zhí)導,他說了很多理由,但最終打動我的是他說了一句“新中國成立60周年了,應該實實在在到一線來奉獻一點力量、留一份紀念”,最后電影局領導和總局趙實副局長決定讓我擔任總導演,盡全力拍好這部影片。
解放周末:有人說《建國大業(yè)》是主旋律電影,有人說是勵志片,也有人說是英雄片,您對它的定位是什么?
韓三平:在剛接到這個任務時,我并沒有太多考慮這部片子的總體風格和定位,在修改劇本、物色演員和拍攝的過程中,我才形成了一個比較成熟的想法。現在如果要我給《建國大業(yè)》定位的話,我說它是一部中國的“英雄史詩片”。
解放周末:為什么這么說?
韓三平:我們選取了一個很特殊的時間段,就是1945年到1949年這五年。這五年可以用翻天覆地、波瀾壯闊來形容。
當時世界歷史的大背景是,二戰(zhàn)剛剛結束,人類的一場人為造成的浩劫剛剛結束,全人類都在思考未來,怎樣避免同樣的災難再次發(fā)生?怎樣避免法西斯分子這樣的人物再次出現?而這個時候的中國,在近百年來的歷史上,第一次戰(zhàn)勝了外敵入侵,國共合作,友國協助,戰(zhàn)勝了日本法西斯。接下去,中國該怎么辦?
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代表著兩個不同的階級、兩種不同的政治派別,兩種截然不同的利益,這兩大政黨各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毛澤東和蔣介石。
解放周末:一位英雄與一個梟雄的較量。
韓三平:是智慧、理想、人格、世界觀、情懷的全方位較量。
解放周末:歷史要作出選擇,中國要作出選擇,人民要作出選擇。
韓三平:極其深刻的選擇。最終,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戰(zhàn)勝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建立了新的國家。這個新國家的建立,在中華民族歷史上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這不是簡單的改朝換代,而是制度發(fā)生了根本變化,而且,變化不僅發(fā)生在政治制度上,還有經濟、文化、軍事、教育,乃至社會的觀念上。
因為這是一個風云時代,所以它必然發(fā)生一系列震驚中外的風云事件,這些風云事件背后必然會有許多毛澤東所說的“風流人物”。應該說,那個時代帶有濃厚的英雄史詩意味,4.5億中國人的命運都與這些事件、人物緊密關聯,這種影響遠遠超過一個歌星、影星、文人,是在一切領域產生深刻的影響。
解放周末:18年前,您導演了《毛澤東的故事》,18年后,您再次選擇了這位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偉人。
韓三平:1999年,美國《時代》集團組織了100位西方各領域的專家,評選20世紀影響世界的100個人物,中國有兩位,一位是孔子,另一位就是毛澤東。同時,他們又評選了影響世界的100個事件,其中有毛澤東領導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在人物和事件中同時當選的,只有毛澤東。這就證明,毛澤東不光是中國人民的英雄,對人類社會而言,他也是一位英雄。很多國外的大導演都想拍毛澤東,斯皮爾伯格和奧立弗·斯通都親口跟我說過,他們想拍毛澤東這個人物。陳凱歌、姜文都曾經跟我說過,他們最想演的人物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是我們民族的財富,是文化的財富,從一定意義上講,他對人類歷史、對中華民族的影響還會長期地延續(xù)下去。所以我個人或者說我們這一代人,是很崇拜這位英雄的。
解放周末:您從小就有英雄情結?
韓三平:我小時候喜歡看電影《地道戰(zhàn)》、《鐵道游擊隊》,喜歡李向陽、劉洪。男孩子都有這種情結吧,我更強烈一些,對銀幕英雄形象更加崇拜。我覺得我們這種英雄崇拜和現在的那種追星是有本質區(qū)別的。
解放周末:所以您要用一部英雄史詩片去激勵年輕人培養(yǎng)一種英雄情懷,而不是淺薄地熱衷于追星。
韓三平:對!因為《建國大業(yè)》是一部英雄史詩片,所以我們希望它對現在的觀眾,尤其是青年人,能有強烈的勵志作用。不是要青年人向這些歷史事件和人物直接學什么東西,而是希望他們首先了解這段歷史和這些人物,因為這是我們民族的精神財富。
解放周末:這樣的英雄史詩片,是新中國成立60年來的第一部嗎?
韓三平:如此直截了當地從政治、軍事、二者的基礎經濟三個方面恢弘地來表現1945年到1949年中國歷史狀況的,至少是很重要的一部。
在中國電影界,我是典型的從“士兵”到“將軍”
解放周末:您小時候看《鐵道游擊隊》,有沒有想到過將來要成為一個拍大片的電影人?
韓三平:根本沒想到過。我們這代人正常讀書的年紀都被耽誤了,我1971年當了兵,空軍地勤技術兵,1975年復員。復員以后,有一次我偷偷跑去開車,結果車翻了,撞斷了手,休息了3個月,把分配給錯過了,那次把我分在茶葉廠。后來又分配一次,就分到峨眉電影制片廠去了。要不是那次陰差陽錯,我現在也許就是茶葉廠廠長了。
解放周末:到制片廠以后,是怎么拍上電影的?
韓三平:那個時候導演、編劇都必須是專業(yè)人才,我才念了幾年書啊,我是去當照明工的,就是一個“燈爺”。那時候照明工還要在燈架板上給演員打燈,頂棚上熱得不得了。
解放周末:做導演是后來的事情?
韓三平:后來就朝這個方向努力了,先考上四川大學中文系,畢業(yè)以后聽說電影學院有導演系進修班,大伙兒都削尖了腦袋往里鉆,我也鉆進去了,所以后來就做了導演。
解放周末:您執(zhí)導的第一部電影是什么?
韓三平:第一部是1986年拍的,叫《不沉的地平線》。那個時候等級是非常嚴格的,從場記、助理導演、副導演、聯合導演,再到導演,第一部還是聯合導演。第二部是《避難》,講的是在一個教堂里,幾個避難的中國女性和日本侵略者之間的那種較量和斗爭。
解放周末:第三部就是《毛澤東的故事》吧?
韓三平:是的,為那部電影我傾注了很多心血。
解放周末:那里面的毛澤東和《建國大業(yè)》里的毛澤東一樣嗎?
韓三平:完全不同。那個時候毛澤東被封為神,像一個超現實的英雄,《毛澤東的故事》主要的任務是把他還原成一個人。這部電影里,扮演毛澤東的古月獲得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男演員獎。但這部電影與《建國大業(yè)》不是一個等量級的,高度與深度沒法比。
解放周末:作為一位導演,那個時候您就開始顯露才華了,但后來為什么沒再拍下去?
韓三平:在峨嵋電影制片廠我先后做過文學編輯、場記、副導演、聯合導演、導演,之后國家進行改革,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需要大量的新型管理人才,上級組織就從懂電影制作、制片和導演的這些比較年輕的人中間抽調了一批做行政管理工作,我被抽調出來擔任了峨眉電影制片廠的副廠長。1994年我到北京,當了北影廠副廠長、廠長,后來就是中影的副總經理、總經理、副董事長,到現在的董事長。在中國電影界,我算是典型的從“士兵”到“將軍”,一路摸爬滾打過來的,哈哈。
如果沒有1997年《甲方乙方》的出現,我恐怕就做不成電影了
解放周末:剛到北影廠上任的狀況還記得嗎?
韓三平:那是中國電影最不好的時候。投100萬下去,不是虧10萬、20萬,而是80萬、90萬。那個時候經濟體制已經從計劃經濟逐步轉向市場經濟,但是文化產業(yè)領域基本上還是計劃經濟模式,完全不適應大環(huán)境了。我們是真的在摸著石頭過河,沒有任何經驗。當時北影廠和其他電影廠一樣,連發(fā)工資、報銷醫(yī)藥費都難,非常艱難。
解放周末:難到什么程度?
韓三平:難到根本就沒錢能拿來拍電影,連維持正常的工資、醫(yī)療、福利,甚至冬天的供暖都非常吃力。我印象中有一次,剛發(fā)完工資,總會計師就來跟我說,廠長,賬上還有16萬。16萬是什么概念?就是全廠職工報銷一次醫(yī)藥費都不夠。
解放周末:也是在那個時候好萊塢電影進來了,又是一種沖擊吧?
韓三平:非常巨大的沖擊。原來我們看到的進口片都是他們五年、八年以前生產的,而那時候當年的片子就直接進來了。我還記得第一部進口的動作大片是《真實的謊言》,一來就票房過億,那時候我們自己的本土電影要做到一千萬元票房都很難,這一來真的把中國電影沖得一塌糊涂,而且本土創(chuàng)作又正好遇到了一個瓶頸期。中國電影怎么辦,中國電影向何處去?現在說起來蠻輕松的,其實那個時候心情很沉重。七八年前,我去韓國,晚上10點,電影院還是人聲鼎沸,當時我覺得特別悲涼,因為中國電影沒人看,經營慘淡。直到1997年,我的一個朋友馮小剛來找我,說他想拍電影。
解放周末:馮小剛當時應該是電視劇導演吧?
韓三平:是的,他們剛拍了《編輯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紐約》。后來我們左思右想,要怎么讓觀眾愿意掏錢進電影院?得先讓人樂起來才行。最后我們決定在過年的時候拍個喜劇片給大家看,就做了《甲方乙方》,這是中國第一部賀歲片,總票房3600萬元,這在當時的中國電影市場上絕對是個奇跡。說實話,如果沒有當年《甲方乙方》的出現,我恐怕就做不成電影了。
解放周末:聽說您還帶著導演們四處找人給電影投資。
韓三平:當時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沒有投資,有一次一批銀行家在四川樂山開會,我就帶著十幾個導演去跟他們談,后來一次帶了四十幾個導演去“化緣”,陳凱歌、馮小剛、李少紅、田壯壯都去了,反復游說,讓人家相信中國電影是有前途的,是能夠為資本帶來回報的。有一次怕談好的投資跑掉,結果半夜三點爬起來跟人家簽約。我們都是為了中國電影。
解放周末:中國電影能走到今天真不容易。
韓三平:這是非常痛苦的蛻變。我把新時期的中國電影分為3個十年:1976年到1986年,那是蓬勃發(fā)展的時期,第五代導演應運而生,不僅在世界舞臺上幾乎拿遍了所有獎項,老百姓也喜聞樂見;1986年到1996年,是一個痛苦的轉型期,一方面因為各種娛樂形態(tài)興起,全民卡拉OK,全民捏腳,全民看《渴望》,另一方面,電影自身進入了一個高峰之后的茫然狀態(tài);1996年到2006年,是復蘇階段,“國產大片”就是在這個階段出現的,我個人覺得很好。
解放周末:電影開始歸位了。
韓三平:一個產業(yè)特別興盛和特別衰退自然有它的理由,但是隨著歷史的進程,它一定會被歸于它應該在的一個位置。雖然我接手北影的時候,現實不容樂觀,但我還是樂觀的,我覺得電影作為一個百年的工業(yè),一定會找到它應有的位置,絕不是被淘汰。我很相信毛主席在《抗日游擊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里的一句話:“往往有這種情形,有利的情況和主動的恢復,產生于再堅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俗話說:豬往前拱,雞往后扒,為了生存、為了發(fā)展,必須咬牙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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