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11月18日零時，上映僅僅5天的《2012》在國內票房已經突破1億大關。5天票房過億，這一躥升速度位居中國電影史第四位，破億速度僅次于《赤壁(上)》、《建國大業(yè)》和《變形金剛2》。如此票房奇跡，不單單因為該片有好萊塢“災難片大師”羅蘭·艾默里奇作招牌，也不只是受《獨立日》和《后天》的影像印記影響，還有人們對“世界末日”的獵奇……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2012》被國內輿論視為華人在好萊塢的“翻身”，華人在此片中一改呆板笨拙形象，成為拯救世界的角色。一時間華人形象崛起的輿論甚是高漲，撓得人心癢難耐一定要看個究竟。

　　比對《大班》、《致命武器4》、《十一羅漢》等等美國影片，《2012》中的華人形象以及中國地位，確實有了很大改觀和提升。但是，事實上，《2012》表現(xiàn)的是滅頂之災面前人類的人性，無論是占據(jù)影片主色調的“美國精神”，還是最終將孩子推上方舟的俄羅斯巨商，抑或華人內斂而仁厚的臨危不亂，其實無不是人類共有的人性原點的絢爛。好萊塢影片，視野大多宏大，就像她的國家一樣習慣俯視；而國內影片，習慣小切入而大釋義。如果我們依然以這種“小切入而大釋義”的思維來看《2012》，忽視普世人性價值的描述，就很容易喜不自禁。

　　其實，《2012》本身就是一個“謊言”——影片的故事根基是，在已經發(fā)現(xiàn)的古瑪雅文明遺產中，其歷法僅延續(xù)到公元2012年。但瑪雅人已就《2012》澄清：“瑪雅文明中沒有末日論”。因此《2012》不過是個徹底的電影故事，其中種種元素，只能用藝術的邏輯去解讀，而不是從影像藝術中獲得感知，拿到現(xiàn)實中去回味。

　　導演羅蘭·艾默里奇曾說：“我一直在想，如果要拍災難片，就一定要有洪水，而且是全球范圍內的洪水。”那么我們就不離奇于為什么淡定的喜馬拉雅山，能夠對比火山絢麗爆發(fā)的黃石國家公園。而美國智囊看到建造好的方舟時感嘆：這交給中國就對了！——也不該讓我們沉浸在“中國拯救世界”的自我滿足中。在這部具有好萊塢災難娛樂主義色彩和技術浪漫主義美學胎記的大片中，美國的政治和科技依然主導世界，而“中國制造”不過是拯救人類的踏板，離一些影評所過度闡釋的“中國才能拯救世界”尚有很大距離。

　　或者可以說，《2012》充其量不過是導演羅蘭·艾默里奇愿意關注東方文化，而不是整個好萊塢。如果確乎是華人在好萊塢翻身得解放，那么晴雨表也絕不是一部《2012》，而應該是奧斯卡獎那些金質小人。按照導演羅蘭·艾默里奇的設想，已經在準備拍《2012》的續(xù)集《2013》，故事將展現(xiàn)《2012》災難后所發(fā)生的故事，表現(xiàn)幸存者如何建立一個新世界。按照我們的某種邏輯，非洲或許也能認定：《2012》中的救世方舟所到達的非洲，才能真正拯救世界。

　　并非刻意要在某些國人愉悅的心情上潑冷水，但是，我們確實完全不必為一部災難大片中出現(xiàn)中國元素而過度自喜。說到底，《2012》不過是羅蘭·艾默里奇以災難大片為依托的商業(yè)表演秀，除了貫穿始末的“美國精神”外，還融入了中國、俄羅斯、日本以及非洲等諸多元素。透過山呼海嘯的畫面，對任何一種元素作選擇性挖掘，或許都會有正面的一面。但事實上，中國元素也不過是《2012》這鍋湯里的一勺味精。

　　或許我們對曾經出現(xiàn)于好萊塢電影中的呆板笨拙的華人形象過于“耿耿于懷”，以至一次翻身得解放就滿足了我們壓抑已久的虛榮心。其實真正的中國元素，更趨近于羅蘭·艾默里奇在影片中所闡釋的老喇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是，我們這次針對中國元素的無厘頭欣喜，凸顯的卻是“以物喜以己悲”，我們總習慣去進行一輪輪選擇性挖掘，懷著一股焦慮。聯(lián)系到海外的種種申遺讓我們一次又一次坐立不安，應該說我們太在乎別人的態(tài)度，甚至試圖去左右別人的眼光，但種種經驗表明，因為焦慮，往往脆弱。

　　于我有利，則過度闡釋和挖掘；于我不利，則焦慮不安。如此飄忽浮躁的文化定性，又怎能冀望在好萊塢“翻身”？其實，《2012》只是告訴我們，世界藝術中的多元文化融合日益深入，其中的中國元素也正在增多，而我們，仍需堅守。

　　燕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