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的人被稱作“最末一位名士”。這是17世紀初耶穌會傳教士們在給他們的歐洲聽眾講解中國文化時，從西塞羅及古羅馬其他作者那里借用的一個詞。且不管這個詞總是把才女排除在外(王世襄的夫人袁荃猷就是在其最杰出者之列)，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個詞也是不合適的。它似乎認為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是在其終了而從未不是處于開始階段；它錯在推斷研究過去事的人，多少必屬于過去。盡管在所有其他才學之外王世襄深通中國古代文字，用這個表面上誘惑人的詞來描述他的事業(yè)和品格也特別不合適。相反，我們今天尊敬王世襄，不僅因他在漫長而多產(chǎn)的人生當中很注意吸收前人的成就，實際上，更是由于他表現(xiàn)了有中國特色的現(xiàn)代性文化。這種現(xiàn)代性的文化形成于他出生的1914年前后的年代中。那一代的知識分子在重新評價一些文化傳統(tǒng)的要素時，認為其價值受到文化與社會中保守主義因素的影響而被低估了。他們研究的范圍中，包括白話小說、最早的書籍插圖、建筑和環(huán)境史以及中國科技傳統(tǒng)的保護——其研究常常利用過去被忽視的工匠們口口相傳的知識；還包括被前輩學人珍愛把玩、卻罕有認真系統(tǒng)探討的物質文化，那一代知識分子也決定填補這些空白。他們冀求將構建中國的過去作為構建中國的未來的途徑。作為愛國者和國際主義者，他們又冀求在不低估其他文化的同時，給予中國文化更高的重視。王世襄的研究正應該置于這種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情境中來認識。

　　使他蜚聲國際的著作是有關中國家具史的。早在1940年之前，明代的家具就已成為歐美學者的研究對象，但是他們錯誤地認為，中國古典家具的藝術成就在其產(chǎn)生地無人研究、被忽略以至被低估了，在某種意義上他們還將其歸功于西方的“發(fā)現(xiàn)”。王世襄不僅用他多年的研究，也借助為國外所不了解的收藏鑒賞的有緒傳統(tǒng)，指出了家具的研究在中國現(xiàn)代性文化的創(chuàng)造中占據(jù)著重要的核心位置。

　　王世襄訪問英倫時，我還在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擔任管理員，負責博物館名貴的中國家具。如今我站在這些家具或其他中國展品之前，腦海中首先浮現(xiàn)的往往是王世襄那時告訴過我的東西。在我的記憶中，他講解時從沒有半點要人領情或不耐煩的語調。眾多的知識使王世襄感受到樂趣，這些樂趣通過他的寫作傳播給國際觀眾；同時，他本人也和眾多的國際人士接觸，使之受到感染。萬分榮幸我也是其中的一個。

　　王世襄一生的事業(yè)是圍繞著保護文物、保存那些孕育了文物的文化實踐而展開，但他保護文物絕不是為了一己之私。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有信心認為中國文化遺產(chǎn)是值得全世界留存的珍寶，這種信心讓王世襄對他所花費的時間和極為豐富的知識毫不吝嗇。他認識到今天的成就只是明天的基礎——又是這種大學問家的謙遜讓王世襄如此無愧于這項表彰跨文化交流領域的杰出成就大獎。

　　[英] 柯律格(胡世平譯，本文有刪節(jié))

　　柯律格：中國美術史專家，現(xiàn)任教于牛津大學。與王世襄相識多年。2003年荷蘭克勞斯親王基金會有文介紹獲最高榮譽獎的十人。本文是基金會請他撰寫介紹王世襄的文章，原題為“靈感的共鳴與萬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