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上半葉有一個曾令人談虎色變、有著民國中央政府“鳳凰池”之稱的神秘組織——侍從室，因為它的特殊的服務對象、公文事務內容及嚴格的規(guī)章制度，而被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它何時組建？為何組建？組建后又承擔什么任務？這些問題，仍舊像謎一樣，讓人無法摸透。筆者在查閱相關史料后，試圖對侍從室的組建發(fā)展、設置緣由及承擔任務等問題勾勒出一個大致的輪廓。

　　侍從室的形成，并非蔣介石突發(fā)奇想，實際上它經歷了一段近8年的萌芽醞釀期，之后才盛極而衰、蛻變消亡。

　　醞釀萌芽期(1924.5-1933.2)

　　1924年，蔣介石(以下簡稱蔣)在任黃埔軍校校長時，即在官邸內設有類似侍從室組織的辦公廳，掌管起草文件、翻譯電報、謄繕書信及處理機密文件，并負責官邸及蔣的人身安全，編制僅有隨從秘書、侍從副官、侍衛(wèi)官等寥寥數人。1926年，蔣任國民革命軍北伐軍總司令時，身邊又增設了侍從參謀一職，指揮北伐戰(zhàn)爭時常讓其隨侍左右。

　　然而，此時的侍從組織，并非嚴格意義上的“侍從室”:一、它并未納入其時的黨政軍正規(guī)編制，只是蔣介石個人的服務機構，充當蔣個人的幕僚及侍衛(wèi)；二、此組織其時的機構設置還相當不完善，辦公人員較少。

　　蔣之所以會設置此機構:一是因為他深受封建思想影響，崇尚皇權，從小就夢想當中國的最高統(tǒng)治者，所以蔣當權后，便仿古代帝王在身邊設置隨侍(“侍從”一詞，古已有之，舊指隨侍那些皇親國戚或達官貴族的人)服務；二是因為他深知歷史上謀士、幕僚在決策方面所起的作用，其時蔣本人也正愁于如何“得天下”，所以千方百計網羅這方面的人才，如1928年蔣介石重新上臺后，當他得知楊永泰可輔佐君王成就王業(yè)時，即以“三顧茅廬”之禮收攬楊，楊感激涕零終為所用，后獻“削藩”、“剿共”、“收川”等等謀劃以報蔣的知遇之恩。

　　組建發(fā)展期(1933.2-1936.1)

　　侍從室的正式組建，不僅與蔣軍中“臥龍”楊永泰有關，更與它組建后所承擔的任務(積極策劃剿共)密不可分。

　　1931年，“一·二八”戰(zhàn)爭結束后，蔣在“攘外必先安內”的思想指導下，繼續(xù)進行反共反人民的內戰(zhàn)。1932年3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以下簡稱為軍委會)恢復設置，蔣出任軍委會委員長，4月，蔣到漢口主持鄂豫皖三省“剿共”軍事，并破格提升楊永泰為鄂豫皖“剿共”司令部秘書長，令其隨行前往武漢，這樣，楊永泰就正式成為蔣介石的帳前軍師。因為戰(zhàn)事需要，蔣時常到湖北、江西等地指揮部隊，當時，除了他的幾個親信侍從人員如秘書、副官外，還需要臨時抽調一兩個參謀人員，不斷隨他到各地指揮。1933年2月，蔣介石成立南昌行營，統(tǒng)一指揮軍事，為了更好地做到“剿共”，蔣接受了謀士楊永泰的建議，把經常跟隨他的參謀人員和侍從秘書、副官以及侍衛(wèi)等組成侍從室，列入南昌行營的編制之內，而楊則升為軍委會委員長屬下的南昌行營秘書長。

　　其時侍從室機構僅為一個室四個組，林蔚任侍從室主任，所轄四組(第一組警衛(wèi)，由軍委會特務團團長王世和兼任組長，樓景樾任侍衛(wèi)長，下設侍衛(wèi)官與特務員；第二組秘書，毛慶祥為組長；第三組調查記錄，由鄧文儀出掌；第四組總務，陳希曾任組長)。此外，附設侍從參謀三人，為蔣獻策。1935年1月，軍委會委員長武昌行營成立，侍從室組織改設兩處五個組。蔣介石以賀國光為侍從室主任，第一、二處主任則由晏道剛、陳布雷擔任。

　　侍從室的鼎盛期(1936.1-1945.11)

　　1936年1月，侍從室在南京進行改組，改組后的編制和工作內容更加豐富和周密了，它由第一、二處和侍衛(wèi)長三個子系統(tǒng)組成，下轄六個組，職掌內容包括黨務、政務、軍務、外交和保衛(wèi)等方面。侍衛(wèi)長所掌管的警衛(wèi)部門是一個獨立的子系統(tǒng)，其地位與第一、二處主任并列，直接負責對蔣氏夫婦的安全保衛(wèi)工作。侍一處主任共經歷了7任5位，即錢大鈞、林蔚、張治中、賀耀組、林蔚、錢大鈞、商震，侍一處轄三個組，第一、第二、第三組，第一組組長先后為莫我若與陳希曾兩人，第二組先后由劉祖舜、錢大鈞、邵存誠、酆悌、劉進、李亮崗、鄒競、于達、聶松溪、趙桂森接任組長，它和侍二處的第四組承蔣旨意，綜合軍政機要，同屬侍從室組織的核心，第三組主管警衛(wèi)，主要任務是保衛(wèi)蔣的安全，包括計劃、指揮和具體行動布置等業(yè)務，它在編制上雖屬侍一處的建制，但是由侍衛(wèi)長直接領導和指揮。侍二處主任一直由陳布雷擔任，開始時侍二處轄兩個組，第四組組長陳方，第五組組長李惟果。

　　1938年，蔣介石決定將侍一處和侍二處中搞情報的業(yè)務合并起來，單獨成立一個第六組，亦即情報組，掌握國民黨政府和軍事人員的人事情況。從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官員的任免，必須經過這個部門事先考察研究，并提出人事資料，交由蔣介石親自過目再作定奪。侍六組在建制上雖屬侍二處，但同時也受侍一處主任的雙重領導，在內部也是一個保密單位，除了侍一、侍二兩個主任可能知道有關的一部分情況外，其業(yè)務對侍從室內部也是嚴密封鎖的，該組組長由唐縱擔任。

　　抗日戰(zhàn)爭后期，侍從室還成立了一個機要組，由蔣介石直接掌握、侍二處主任陳布雷指導，專門處理蔣介石的來往電報。組內配備秘書和譯電人員。蔣介石出發(fā)到各地去，都由機要組輪流派譯電人員隨同行動。

　　1940年春，陳果夫向蔣介石建議再設立一專門機構，即侍從室第三處，在陳起初擬定的組織規(guī)程里，侍三處設為四個組，依序編為第七、八、九、十組。這四組之外，另設一個聯(lián)絡組，此組在1941年3月正式擴編成為第十組，原第十組則改為第十一組。侍三處自成立至撤銷，主任皆由陳果夫兼任。侍三處內排序第一的侍七組是侍三處最核心的部門，主管人事調查工作，首任組長淮孟九，副組長侯鼎釗及左曙萍。至此，蔣介石的侍從室無論是人員還是權力都達到了鼎盛時期。

　　蛻變消亡期(1945年11月后)

　　抗戰(zhàn)勝利后，國民政府軍委會在美國軍事顧問團指導下撤銷，成立了國防部，侍從室也于1945年11月正式結束(它實為1949年8月1日成立之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之前身)。侍從室撤銷以后，以原侍一處第二組和侍二處第四組為基礎，改組為軍務局和政務局，軍務局和政務局的業(yè)務代替了原侍從室的全部工作。

　　軍務局設辦公室和第一至第六科，在國民政府(后改稱總統(tǒng)府)西花園辦公。政務局設三個科，辦公地址位于蔣介石辦公室附近，他們分別隸屬于國民政府參軍、文官兩處之內。雖然在形式上，參軍、文官兩部門長官接替了過去侍一、侍二兩處主任的職位，但在實際上，蔣介石卻直接抓住了軍務和政務兩局，允許他們直接向蔣請示匯報，賦予兩個局長實質性的權力，參軍、文官兩長官卻只不過是一副招牌而已。侍從室中的侍衛(wèi)力量則改編為國民政府警衛(wèi)總隊，統(tǒng)歸軍務局長俞濟時指揮節(jié)制，繼續(xù)執(zhí)行侍衛(wèi)及警衛(wèi)任務。

　　綜上可見，自1924年5月蔣介石擔任黃埔軍校校長時設立的侍從組織到1945年11月這個組織的正式撤銷，侍從室在經歷了21年半之后終于走到了盡頭。顯赫一時的侍從室，在其鼎盛時總共設有三個處九個組，機構人數雖不算多，論其地位卻屬于最高權力機關，在8年抗日戰(zhàn)爭時期，侍從室更是凌駕于國民政府各院之上，執(zhí)行著蔣介石的指令，唯蔣是從，是它唯一的任務。有人曾對侍從室的作用作了一個形象的比喻，說侍從室好比蔣介石的眼睛，替他眼觀六路；侍從室好比蔣的耳朵，替他耳聽八方；侍從室好比蔣的鼻子，替他察覺氣息；侍從室好比蔣的手，替他撰寫文電；侍從室好比蔣的腿，替他東奔西走；而最重要的是，侍從室好比蔣的頭腦，替他運籌帷幄。因位居高處、權傾一時、行動詭秘，侍從室總是帶著濃郁的神秘色彩，然而，無論多么神秘的面紗，終究會有被揭開的那一刻。

　　王信霞 王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