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檔案館的歷史資料顯示：1952年6月初，戚惠昌已獲得香港方面的電報同意，以現(xiàn)有資產抵所負債務的前提，來與政府實施談判。按接收方的估計，公司流動資產約值五百二十八億元(舊幣)，大部分為原料、物料、成品及在制品。不動產包括廠房、地皮估計為一千億元(舊幣)。負債方面，資方估計約四百億元(舊幣)，大部分為欠稅、滯納金、偷工減料款及職工退職金、解雇金、福利基金等項。而如果按照稅法嚴格計算的話，偷稅漏稅的罰款及按照實際偷工減料資方非法所得計算，則負債數(shù)要大大超過流動資產數(shù)。戚惠昌向我方表示香港方面愿意全盤轉讓，對負債如何計算無意見，只希望不需要港口外再匯款來。

　　外事處認為，此時談判條件已經成熟。自14日起，由益民工業(yè)公司正式開始談判轉讓事項。

　　談判進入了實質性的交鋒階段。最終，在雙方對英商企業(yè)的資產總數(shù)，包括廠房、生產設備設施、流動資金等一切動產和不動產進行評估之后，得出了一致結論：確定其資產總和低于所拖欠的國家的稅款和債務總和，即資不抵債，益民工業(yè)公司將代表政府把企業(yè)完全收歸國有。

　　這是1952年6月27日的下午，談判雙方終于談妥了轉讓條件，并草簽了轉讓協(xié)議書。協(xié)議書中明確寫上：“英商中國肥皂有限公司及聯(lián)號厚豐有限公司之董事會鑒于各該公司上海分公司經營不善，資金枯竭，負債過巨，無法繼續(xù)維持，茲特授權各該上海分公司經理戚惠昌全權辦理將各該公司在華全部財產自愿轉讓與益民工業(yè)公司永遠為業(yè)……”

　　離開談判桌后的雙方，都松了一口氣。

　　然而，僅僅過去一個夜晚，就風云突變。

　　6月28日上午，肥皂公司總務科接到來自香港的電報：暫停簽署協(xié)議。

　　戚惠昌接到香港急電，稱“轉讓談判尚需正式(official)考慮。在你得到我們的全權委托以前，你所同意及簽訂的一切，我們不予承認”。

　　這對于剛剛獲得實質性進展的談判，無異于當頭一棒。戚惠昌也被搞懵了。他顯露出為難情緒，希望益民公司暫緩進廠接管，同時再與香港通電聯(lián)系。

　　遠在海外遙控的英商出爾反爾，要推翻代理人與接管方已經達成的共識。他們想以時間來贏取空間，在談判桌上收復失地。而對于身處西方世界封鎖中的新中國、對于迫切想恢復生產建設的中國人來說，時間又是那么寶貴……

　　我方接管人員決定抓住時機，不給英商翻盤的余地。江澤民同志及益民工業(yè)公司和外事處的干部，都找戚惠昌作了懇切的談話，他們曉之以理，陳明利害，并解除其顧慮，希望戚惠昌勇敢地站出來，維護此前英商對他的承諾與授權。

　　經過激烈的思想斗爭，戚惠昌終于決定：掙脫倫敦和香港的遙控，真正行使自己作為全權代表的權力。他在談判協(xié)議書和契約上簽下了“全權代表戚惠昌”——英方委以的頭銜和他的姓名。隨后，戚惠昌又同意益民工業(yè)公司人員依約進廠接管，并開具了相關信件。

　　這是1952年6月28日，一場原本很可能破裂的談判，終于以維持原先的結論而結束，波瀾不驚地落下了帷幕。

　　6月29日上午，戚惠昌電話報告香港，接管草約已經簽訂生效，益民公司將于下午正式進廠接收。他還詢問香港方面，電報中所謂“正式”考慮一詞的含義。香港解釋為：還要經倫敦股東會同意。英方意欲以股東會的名義，醞釀集體談判計劃。在通話中，香港方面責備戚惠昌說，只授權其談判而未授權其簽字，戚惠昌不該在未取得全權委托前即行簽字，還對于所簽草約表示不承認。然而，戚惠昌告知香港：全部談判均依港方指示進行，香港授權談判轉讓及轉讓條件之電報已作為證件呈交政府，草約已經成立，法律上、道德上及事實上均不能更改，勸告香港守信守約。

　　6月29日下午，江澤民同志和益民工業(yè)公司的接管人員一起，走進了位于楊樹浦黃浦江邊的英商中國肥皂股份有限公司的大門，開始行使對這家英商企業(yè)的權利。

　　此時我方掌握以下證件：香港授權戚惠昌談判轉讓電報，香港兩次來電關于全部財產與全部債務相抵作為轉讓條件的電報，戚惠昌來函聲明被授權談判轉讓函，雙方簽字的轉讓承認契約草約，請求益民公司人員下廠接管函。

　　從此，英商中國肥皂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更名為華東工業(yè)部中國肥皂公司。

　　接管工作仍在持續(xù)中。事實上，上海英商中國肥皂股份有限公司與益民工業(yè)公司的承讓財產協(xié)議，直到1953年4月24日才正式簽署。協(xié)議結尾，蓋有華東工業(yè)部益民工業(yè)公司總經理戴錫可的圖章，合同甲方則是英商中國肥皂公司全權代表戚惠昌，見證人為上海市工商業(yè)聯(lián)合會和生活化工學會。

　　從清點財產到正式簽署協(xié)議的過程，還有大量繁雜的工作。戚惠昌協(xié)助清點委員會對工廠的廠房、設備、存貨、檔案等進行了徹底的清查，為摸清企業(yè)的底子創(chuàng)造了條件。周偉說：“戚惠昌的轉變，離不開江澤民同志對他的影響�！苯瓭擅裢�志離開肥皂廠之后，戚惠昌還特意去看望過他。事實上，離開談判桌，離開肥皂廠，兩人之間已沒有公務上的瓜葛，戚惠昌的舉動，可以理解為他對這位昔日談判對手的尊重與欽佩。后來戚惠昌赴香港定居，與江澤民同志仍有一些聯(lián)系。

　　從分坐于談判桌兩邊的對手，到走出會場后的朋友，年輕的江澤民同志將紛繁復雜的事務迅速理清頭緒，在風云突變中抓住機遇、化解矛盾，展露了政治智慧。

　　江澤民同志回憶說，當年對英商中國肥皂公司的接管，是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處處長黃華和益民工業(yè)公司總經理戴錫可的直接領導下一步步進行的。接管工作組的成員曾經多次去外事處開會，討論接管中的各種情況，研究相關政策，在每一個關鍵時刻，都要研究對付英商的具體策略。他說：“在我印象中至少有過三次，我們一起在上海大廈開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