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來，一些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打著保障性住房的名義，以各種形式為公務員建實物型住房有不斷加劇的趨勢。或明或暗的“福利分房”正在卷土重來。住房保障體系應當覆蓋公務員群體，但公務員住房保障不應當享受“超國民待遇”。

　　●為公務員建住房是一個并無爭議的命題。但是要動用公共資源，納入住房保障體系，采取區(qū)別化的政策去為公務員建擁有產(chǎn)權的實物型住房，則必須在合法、合規(guī)、合理的范圍內(nèi)，不能靠“打擦邊球”去謀取不正當利益。

　　●城市的土地資源是國民財富中的優(yōu)質資源，這些資源必須按照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來進行配置，而不能按照某一社會群體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來進行配置。在公共利益和個別利益的關系上，掌握社會權力的群體應當具有基本的自律精神。

　　一段時間來，一些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打著保障性住房的名義，以各種形式為公務員建實物型住房有不斷加劇的趨勢�；蛎骰虬档摹案＠�分房”正在卷土重來。住房保障體系應當覆蓋公務員群體，但公務員住房保障不應當享受“超國民待遇”。

　　公務員應當有住房。這是一個無需論證的命題。所有公民都應當享受適當住房。給予公務員這個特殊的社會群體以一定的區(qū)別化保障，也有一定的必要性。因為公務員是受社會委托維護公共利益的職業(yè)群體。這個群體隊伍的穩(wěn)定符合公共利益的穩(wěn)定和最大化；公務員不是一個通過市場化競爭來獲取消費性資源的群體，給予崗位對應的福利保障有利于降低公務員隊伍的流動性，維護其穩(wěn)定性。但是，在任何國家，包括住房待遇在內(nèi)，公務員的福利標準都應當是社會中等水平，而不應享受顯然超出社會其他群體的超國民待遇。

　　一、任何國家都沒有公務員住房享受超國民待遇的“經(jīng)驗”

　　縱觀各國住房保障體系，幾乎找不到為公務員提供實物型產(chǎn)權房的保障方式。除了維護國家形象所必須的“官邸制”住房外(官邸待遇也只是和任期相聯(lián)系的一種職務消費，并不和私人產(chǎn)權掛鉤)，國外實物型公務員住房保障通常有三個明顯特點。一是以只租不售的租賃型住房為主，例如履行職務所必須的特殊崗位宿舍、政府持有產(chǎn)權的公務員公寓等；二是重點保障的對象是年輕或低端崗位的公務員，例如提供給單身或低端公務員租賃型住房通常含有政府“暗補”貼租，因而租金低于市場價格。三是只保障基本住房需求，適當兼顧一定職務的改善性尋求，不包括享受性需求，例如實物型保障住房通常都是“小戶型”，家庭人口多的一般也只有60-80平方米/套。

　　少數(shù)國家也有與產(chǎn)權相聯(lián)系的，但只有三種情況：一是20年以上的舊房，如果當?shù)夭辉傩枰�，可以賣給居住者。如法國。二是和社會一般住房保障體系融合一起。歐美一些國家所有符合保障條件的社會成員都可購買一種叫做“affordable house”的(意即“與支付能力相稱的房子”，或“買得起的房子”)的住房。這種住房享受政府提供的廉價土地，因而價格便宜，且可以享受先租后買，或分次購買產(chǎn)權等政策援助。其中公務員能享受的區(qū)別于其他社會群體的惟一政策是，在這種住房中劃出一定比例優(yōu)先供應公務員。如英國。三是組建專門針對公務員的建房機構，由公務員通過“公務員基金”等金融組織集資建房。但這種“集資建房”通常仍要按照市場化原則支付地價，而且仍以滿足中低端公務員的需求和以滿足基本住房需求的“小戶型”為主。如韓國。

　　國外保障公務員住房是主導性措施是貨幣化、金融化的政策。其中主要做法，一是給中低端公務員比照市場化租金水平發(fā)放租房補貼(注意，是補貼租房，不是補貼購房)。二是建立一些含有政府貼租暗補的租賃型公務員宿舍。三是組建公務員住宅基金等互助型金融組織(這種基金也并非公務員所獨享，公務員基金通常只是退伍軍人、教師等各種社會群體同類基金中的一種)。四是為公務員融資購房提供一定形式的擔保。五是通過特定金融組織為公務員提供優(yōu)惠利率貸款等。

　　在大多數(shù)國家，公務員住房保障都是納入社會一般住房保障體系中的。作為一項公共政策，社會住房保障體系覆蓋包括公務員在內(nèi)的社會群體；與其他社會人員相比，公務員在住房上能夠享受的特殊待遇非常有限。

　　特別強調指出，國際經(jīng)驗真正普遍證明的一點是，政府持有、配置實物型公務員住房的政策往往是低效率、高成本、浪費資源和容易滋生腐敗的。不僅如此，一些因特定發(fā)展階段的歷史條件、社會政治傳統(tǒng)等原因，在公務員住房保障上采取了相對較多區(qū)別化政策的國家，例如韓國、日本、法國等，其政府都無一例外地因此項政策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尖銳指責批評。近年來，這些國家都在采取措施逐步收縮原有政策范圍、降低保障標準或努力把公務員住房保障納入社會一般住房保障體系。其中包括高級官員的官邸和普通公務員的“廉租房”。相反，基本沒有對公務員實行區(qū)別于其他社會群體住房保障政策的，如美國、德國、瑞典等，則很少因此引起輿論對政府的批評。

　　在世界各國，公務員群體因政策保障而在當?shù)毓ば诫A層中享受最好居住條件的，不論富國還是窮國，不論大城市還是小城鎮(zhèn)，不論歷史還是現(xiàn)實，除了前蘇聯(lián)，一個例證都找不到。

　　二、公務員住房上的超國民待遇危害極大

　　當前，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趨勢是，不少地方正在采取“委托代建”、“定向開發(fā)”的方式，大興土木地給公務員建實物型住房。這些單位名義上大都打著“集資建房”的旗號，實質上是力圖繞過土地公開“招拍掛”的政策門檻，甚至把公務員住房納入免交土地出讓金的“經(jīng)濟適用房”范圍，再加上各種明暗的稅費優(yōu)惠，一些部門的公務員往往可以用只有市場價若干分之一的“價格”買到產(chǎn)權房。一些地方以政府搬遷為名，在原有公務員住房政策之外，在所謂的城市“新區(qū)”另建高檔、奢華的領導干部集中居住區(qū)、公務員小區(qū)等，高標準、低價格地為公務員配置住房；一些已經(jīng)享受了福利分房和住房制度改革優(yōu)惠政策的公務員再次有機會低價買大房子、好房子。還有一些單位，一邊給公務員發(fā)著“住房補貼”，另一邊又提供遠低于市場價格的“集資房”，貨幣、實物保障兩頭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