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7月14日電 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7月14日發(fā)表社論說，新加坡自獨立以來所走的就是自己從實踐中摸索出來的道路，用實際成效來衡量，我們的做法雖然有不少地方和“泛西方民主化”有所抵觸，但卻是行得通的，符合我們的社會情況。正所謂不管黑貓白貓，會捉老鼠的就是好貓。我們應該有自己的標準，包括在人權問題上。而只有當我們對這套自己的標準形成基本的共識時，我們才能上下一致，服膺和捍衛(wèi)我們的標準，而不至于在人權組織的抨擊面前顯得被動或處于守勢。

　　社論摘錄如下：

　　5月底，新任總檢察長溫長明教授在新加坡律師公會的一個集會上演講時，提醒國人要提防所謂的人權狂熱分子，利用人權課題推動他們本身的政治議程。上個周末，在第七屆財經作文比賽頒獎禮上，內閣資政李光耀則指稱，許多國際人權組織常拿新加坡來開刀，這當中是“有陰謀的”，目的是想搞垮我們，因為，這些組織視新加坡為“威脅”，擔心一些仍未實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國家，會“有樣學樣”。

　　前不久，國際律師協(xié)會的人權研究所前天在所發(fā)表的一份72頁的報告中，批評新加坡的言論、集會、媒體及司法制度受到政府控制，還要新加坡提升人權標準，以達到世界水平。律政部很快的作出書面答復，指出這份報告并沒完整地反映新加坡對這份報告的初稿所作的反駁，其中的好一些指責也無憑無據(jù)，都是站不住腳的。與此同時，新加坡律師公會也作出了反駁。

　　其實，除了新加坡，國際人權組織時不時都會對許多其他國家的人權問題指手畫腳，而被批評的國家通常也都會感到厭煩，并強力反擊。這反映一個很根本的問題，就是這些人權組織基本上都是源自西方，認為西方國家，尤其是英美的“自由民主”制，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政治制度，并以他們心目中這套標準來衡量非西方國家的人權，包括言論、集會等自由。近年來，西方國家甚至還興起了人權高于主權的言論，為軍事干預他國張目。

　　基于這樣的背景，回味李資政和溫長明教授的講話，就可見他們并非無的放矢，很值得人們玩味和咀嚼。

　　顯然的，各色的西方人權組織和團體都有一個共同的政治議程，那就是把他們那一套的“自由民主”推廣到全世界。在這方面，它們也得到非常雄厚的財力資助，比如索羅斯便有一個基金專門資助這些組織在前東歐國家的活動。民主化被視為勢不可擋的世界潮流，上個世紀80年代，美國政治學者更津津樂道所謂的第三波民主浪潮。但是，90年代，“第三波”在原蘇聯(lián)、東歐地區(qū)引發(fā)了嚴重的社會衰退與危機。俄羅斯在普京領導下走出另一條道路，這使美國感到很不自在，認為這是俄羅斯的民主進程在倒退。中國的發(fā)展模式，除開市場經濟，政治上與西方格格不入就更不在話下了。

　　按照李資政的說法，像俄羅斯和中國這些國家，政治上不向西方請益，反倒向新加坡這個蕞爾小國“偷師”，這使新加坡成了人權組織心目中的“威脅”。但是，這些組織有什么資格向新加坡說三道四呢？它們既沒治理過新加坡，也未曾為新加坡解決過包括就業(yè)、教育、衛(wèi)生、種族、宗教等等問題，它們憑什么說新加坡的做法不對，必須完全依照它們所倡導的那一套標準辦事呢？

　　無可否認，在自由民主的理念中，尊重人權是一個很重要的價值。但是，對人權的定義，卻是人言言殊，每個社會都有各自的特殊文化、宗教和歷史背景，無法一概而論，更難有一個套用到所有社會都行得通的模式和國際標準。因此，在“第三波”退潮后，其實很多因實行“民主化”而吃了苦頭的國家，包括眾多拉美國家，都開始了反思，否定了新自由主義政策，力圖走一條經濟上更加自主、政治與外交上更加獨立的道路。

　　新加坡自獨立以來所走的就是自己從實踐中摸索出來的道路，用實際成效來衡量，我們的做法雖然有不少地方和“泛西方民主化”有所抵觸，但卻是行得通的，符合我們的社會情況。正所謂不管黑貓白貓，會捉老鼠的就是好貓。我們應該有自己的標準，包括在人權問題上。而只有當我們對這套自己的標準形成基本的共識時，我們才能上下一致，服膺和捍衛(wèi)我們的標準，而不至于在人權組織的抨擊面前顯得被動或處于守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