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日，我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正式實施，法學界稱這是中國立法史上第一部專門保障公民知情權的法規(guī)。
    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付諸實施后，人們面對已經到來的“信息公開時代”，無論是政府還是公民，無論是實踐層面還是立法層面，是否已真正做好了應有的準備？我們的社會管理將如何完成向“公開是常態(tài)，不公開是例外”的觀念轉變？
    ——編輯手記

　　任何一位普通公民，如果想到政府機關了解與其切身利益相關的一些重要信息，哪怕是以往認為的“內部機密”，只要沒有逾越法定限制，政府機關都必須提供，否則他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政府公開其需要獲得的信息。

　　昔日，有諸多的公民在這方面進行過并不成功的嘗試，如今這一行為已成為政府的法定義務。這一深刻的變遷，正是緣于2008年5月1日正式實施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發(fā)生7.8級強烈地震。十幾分鐘后，我國政府有關部門就地震發(fā)生的地區(qū)、震級和國家搶救措施迅速通過媒體發(fā)布各種信息。數天來，災區(qū)情況和各方營救進展不斷在各媒體滾動播出，這是《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施后我國首次遇到的特大災害，其信息公開程度和速度使賑災有序、民眾安定。

　　公開透明的進程

　　《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從1998年作為立法研究課題立項，到2008年5月正式實施，走過了十年歷程。

　　十年的立法過程，同步伴隨著政府管理社會模式的變革，從一個側面見證了中國社會信息公開的民主進程。

　　2002年11月，廣州市率先出臺了推動政府信息公開的政府規(guī)章———《廣州市政府信息公開規(guī)定》。此后，上海、深圳、杭州、重慶等地政府以及一些中央部委紛紛推出了相關的法規(guī)、規(guī)章。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發(fā)布前夕的統(tǒng)計，全國已有31個省區(qū)市和36個國務院部門制定了政務公開規(guī)定，其中11個省(市)制定了政府信息公開的地方性法規(guī)。

　　2006年1月1日，已試運行三個月的中央政府門戶網站正式開通。當日，中國政府網在全球網站中的排名猛升至第二位。目前，全國80%縣級以上政府和政府部門都建立了門戶網站。通過網絡這一特殊通道，公民走進了原來相對封閉的政府信息庫，實踐著知情、參與、監(jiān)督等公民權利。

　　在國務院部委改革前，74個國務院部門和單位以及31個省、自治區(qū)、直轄市人民政府都建立了新聞發(fā)布和發(fā)言人制度，公安部、衛(wèi)生部、教育部等與公眾利益極為密切的部門，還建立了新聞發(fā)言人定時定點發(fā)布制度。新聞發(fā)言人這一制度平臺使政府信息開始成為開放的公共產品，一些政府對傳媒、公眾的態(tài)度也由回避轉向溝通。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主要起草人之一周漢華回憶說，“更深刻的變遷在于政府對信息公開的觀念轉變。1998年，政府信息公開還是個很敏感的詞語，當時成立的課題組只能叫政府信息資源開發(fā)、利用、管理課題組。但時至今天，信息公開已成為各級政府關注民生的流行語�！�

　　政府信息由封閉式向開放式的轉折，突出體現在公共危機、突發(fā)事件的應對措施。近年，每當禽流感疫情、藥品中毒、食品安全等危機發(fā)生，有關政府都會通過新聞發(fā)言人、政府網站等各種渠道不間斷地公布事實真相和事態(tài)進展，并向公眾提供安全防范等信息。當一些地區(qū)發(fā)生自然災害，管理部門通過手機短信、廣播電視等多種手段對市民廣為告知，以避免影響市民正常生活�！翱只攀加诹餮�，流言止于公開”，這種坦誠的信息公開，讓公眾面對危機更加理性和沉著。

　　信息公開，正在潛移默化地改變政府的執(zhí)政能力和社會管理形態(tài)，政府在透明化生存的同時，也日漸成熟、自信起來。

　　毫無疑問，近年來各級政府在信息公開方面作出了各種努力，收到了應有的管理效果。但與此同時，一些地區(qū)或領域無視公民渴望得到更多政府信息需求的事件也時有發(fā)生。

　　政府責任和公民權利

　　2006年5月，解放日報記者馬騁提起一起特別訴訟。他曾多次到上海市規(guī)劃局采訪，要求了解一些與其報道內容和民生相關的規(guī)劃信息，但規(guī)劃部門卻屢屢拒絕。為此，馬聘將規(guī)劃局訴至法庭要求其公開相關信息，各界將此案稱之為“政府信息公開訴訟第一案”。

　　2007年1月，鄭州市規(guī)劃局也因拒絕公開相關信息引發(fā)了訴訟。該規(guī)劃局批準當地一家公司在市區(qū)道路上設置了3000多個咪表停車位，造成公眾出行不便，并引發(fā)部分市民對此舉“規(guī)劃違法”的質疑。市民任國勝多次到規(guī)劃局查詢相關規(guī)劃許可文件，均被以“檔案不對個人”為由拒絕，任國勝最終走上法庭，主張要求政府信息公開的權利。

　　2007年1月，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高家偉向當時的交通部發(fā)出公開信，要求交通部公開每年的養(yǎng)路費征收和使用情況。這一行為使公眾意見頗多的養(yǎng)路費有了新的思考點，并觸及了“政府信息公開”的深層。

　　前幾年，廣東人大代表要求政府要將政府花費以“玻璃錢柜”、“透明預算”的方式公開的呼聲，同樣涉及政府信息公開的范疇，究其本質乃是主張納稅人的知情權。

　　今年上海兩會期間，許多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開始追問上海私車車牌拍賣收入的去向。此前，上海私車車牌拍賣已實施多年，北京消費者購買機動車，一副車牌100多元，而上海同樣情況消費者卻要花上數萬元，人們將其稱為“世界上最貴的鐵皮”。

　　根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規(guī)定，行政機關公開政府信息前，應當按照《保守國家秘密法》等相關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對擬公開的政府信息進行審查，不得公開涉及國家秘密的政府信息。

　　保守國家秘密當然是維護國家利益之必需，政府信息的“公開”和“保密”的確存在某種內在的沖突，事實上這也是條例立法過程中最大的爭議焦點。一些人疑慮，一些政府部門和官員是否會以保密為由，將理應公開的政府信息以“秘密”為由，“合法”地壓縮公民知情權？

　　上海、鄭州兩地公民狀告當地規(guī)劃局的兩起訟訴，規(guī)劃局給出的理由就是“規(guī)劃信息屬于秘密”。

　　某市公民曾在一年內向當地規(guī)劃局提出了700多件信息公開申請，結果四分之三以“秘密”為由予以否決。

　　時下各地房價節(jié)節(jié)攀升，已演變成影響民生的社會問題。近年來不斷有公民或公益組織要求公開房地產成本，但一些地方政府的職能部門卻往往以“秘密”為由不予公開。

　　同樣的情形也發(fā)生在環(huán)保領域，在不少污染嚴重的地區(qū)，受害民眾、環(huán)保組織要求公開污染信息的呼聲十分強烈，但一些部門機關往往以“秘密”為由予以阻攔。

　　根據條例的規(guī)定，“除了涉及國家秘密外，行政機關不得公開涉及個人隱私的政府信息�！闭�府官員財產情況是否屬于不能公開的個人隱私？盡管社會普遍認為，掌握公權的官員理應公開財產，接受監(jiān)督。但“個人隱私”之說卻在一些地區(qū)大有市場，呼吁多年的官員財產申報法等“陽光法案”遲遲“難產”，許多官員本應接受監(jiān)督的方面卻是信息公開的“盲區(qū)”。

　　有學者認為：如果我們的一些部門仍然以“強調保密”的舊理念而不是“盡量公開”的新思維貫徹《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政府信息公開就難免撞上重重“壁壘”，一些官員也會借此找到拒絕信息公開的所謂“法律依據”。

　　盡管中央政府從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起便推行政務公開等改革措施，但由于信息公開立法長期缺席，并不能從根本上撬動“不公開是常態(tài)、公開是例外”的舊體制和傳統(tǒng)觀念。

　　與上述情形相比，在一些地區(qū)知情權的公民意識還處于萌芽狀態(tài)。諸如氣象預報、高考成績等等，原本都是有關部門應當無償公開的信息，卻往往通過聲訊臺等渠道收費獲取，有多少人意識到這是不當利用政府信息資源的斂財行為，又有多少人會認真計較這類“小事”。

　　上述這一切，隨著《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實施將成為過去，因為法律已將信息公開由政府的單方“公布”變成了公民權利。

　　公開是常態(tài)，不公開是例外

　　周漢華指出：《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于2007年4月5日正式公布后，給中國社會帶來的震撼是空前的。根據條例的規(guī)定，除了國家機密、個人隱私、商業(yè)秘密以外的政府信息，原則上都應向社會公開。各級行政機關必須按法定的重點范圍主動公開政府信息，公民、法人也可以根據自身需要申請獲取政府信息。如果政府部門不依法履行信息公開的義務，可以通過舉報、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等途徑予以監(jiān)督和追究……

　　值得注意的是，條例不僅適用于行政機關，也適用于地震局、氣象局、銀監(jiān)會、保監(jiān)會等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教育、醫(yī)療、水電氣供應、公共交通等公共企事業(yè)單位也須參照該條例執(zhí)行。

　　周漢華認為，條例最大的特點就是把信息公開變成了政府的法定義務，而不再是一種恩賜。許多政府官員初讀《條例》后認為，“這將是改變以前工作思路和方法的一場革命”�！墩�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誕生，使得“政府信息公開”跨越了政府辦事制度改革的層面，上升為政府責任和公民權利，它顯示了打造“陽光政府”、“透明政府”的勇氣。

　　《政府信息公開條例》5月1日起實施，5月4日是《條例》實施后的第一個工作日，北京市民朱福祥等人便依據條例，詢問北京市海淀區(qū)土地征遷方面的信息。朱福祥介紹說，工作人員受理了這一申請并給予了朱福祥等人一份回執(zhí)，表示在15個工作日內給予答復。據朱福祥介紹，他準備了7個申請，都是圍繞土地開發(fā)利用問題，“這些申請我們陸續(xù)要向國土資源部、北京市建委、海淀區(qū)政府提出，我們要運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調查土地拆遷問題�！�

　　無獨有偶，當天另一位北京市民陳育華也向北京市公安局提出申請，要求提供養(yǎng)犬管理費用的詳細支出情況。根據《北京市養(yǎng)犬管理辦法》，每只犬需繳納200元至1000元不等的管理費。北京大約有70萬只狗，每年養(yǎng)犬管理費達2.1億元。

　　北京大學教授姜明安表示，《條例》必須公開的信息包括“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切身利益的”、“需要社會公眾廣泛知曉或者參與”的規(guī)定比較彈性，在條例實施初期，公民申請公開政府信息可能會遇到各種困難，現在政府官員最需要的是轉變觀念，以適應建設法治政府和責任政府的需要。

　　法律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僅僅是第一步，緊隨其后的是參與權和監(jiān)督權。有了政府信息公開，公民參與公共決策、監(jiān)督政府行為才有制度基礎和現實可能。在較早推行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的廣州、上海等地，每逢政府出臺事關市民利益的公共決策，從世博會選址、磁懸浮鐵路路線規(guī)劃這樣的“大事”，再到小區(qū)里要不要增加一個超市之類的“小事”，市民們都會通過網絡、熱線、信件等各種渠道表達自己的意見和訴求。

　　可以預期的是，《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施后，在開啟一個“信息公開時代”的同時，我們的社會管理機關也不斷向民主型、開放型、服務型政府轉型。我們的社會管理模式和觀念也將向“公開是常態(tài)，不公開是例外”發(fā)生變革。(阿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