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查看監(jiān)控錄像未果

　　在民警帶領下，委員們沿著平時民警巡視的通道觀察了整個監(jiān)所，民警向我們指點出李蕎明“躲貓貓”時的位置，調查團成員可通過監(jiān)控窗口仔細查看案發(fā)的9號監(jiān)舍。

　　查看完監(jiān)舍之后，調查委員會再次提出要會見并詢問致死李蕎明的普某，以及與李蕎明當時同舍的其他人。韓副檢察長立即發(fā)表檢察意見：“會見不妥當，從辦案偵查和看守管理角度看”。閆副局長表示：“接受檢察意見，無法滿足委員會的要求”。委員王雷表示：“調查委員會的權力并沒有明確的邊界，應該在法律框架之內(nèi)。調查委員會不能使用違背或凌駕法律之上的手段謀求真相和公證(正)。調查委員會不是檢察院也不是法院，缺乏授權和專業(yè)能力，所以同意他們的意見”。

　　只說過程不下結論

　　調查委員會全體委員

　　15人，年齡層次不一，上到60年代生人，下到80后；從事社會職業(yè)各不相同，從組建到調查完畢，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謀面。

　　當調查委員會開始工作的時候，所有的人在心里都感受到了一份尷尬。的確，調查委員會在一天的工作中，得到了很多前段時間廣大網(wǎng)友、新聞媒體所不知道的資料，無論是事前我們天真地提出會見在押嫌疑人、瀏覽監(jiān)控錄像等一件件事情(，)被以制度、法律的名義所拒絕，才突然感覺到，在網(wǎng)上可以呼風喚雨，制造流行的網(wǎng)友，在現(xiàn)實確實(卻是)那樣無力。

　　在實際操作中，無論是網(wǎng)友，還是網(wǎng)友調查委員會，都不可能做到“探尋真相”。在“躲貓貓”的事件中，最后真正能揭露真相的，只可能是擁有法律資源的執(zhí)法司法部門。

　　“躲貓貓”調查委員會一天的工作，只能是將我們在這十多個小時里所聽到、看到的東西如實記錄，力求詳盡。

　　所以，這篇報告，絕不可能是讓“躲貓貓”事件“解密”或者“真相大白”的文件，我們只能保證我們的良心、責任能在這一天得到體現(xiàn)。

　　“躲貓貓”事件調查委員會2009年2月20日(為方便閱讀，文中小標題由編者所加)

　　姓名：何兵身份：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

　　民間調查不應逾越法律

　　調查委員會本身就是民間組織，沒有法律特別賦權。調查還是權力機關的職能。調查委員會的性質相當于證人。所以，調查委員會不該“逾越法律提要求”。

　　躲貓貓為何演化成一個公眾事件？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何兵說，事件發(fā)生后，之所以引起這么多的議論，根源在于對司法機關的不信任，而晉寧縣公安局最初自己對事情進行調查是不恰當?shù)�，應該第一時間讓檢察院介入。因為不管怎樣，是在公安機關出的問題，再由其自己進行審查。這顯然不符合程序正義，難免惹人非議。

　　如何評價云南省委宣傳部迅速邀請網(wǎng)民參與調查的行為？何兵說，邀請網(wǎng)民參與調查“躲貓貓”事件，可以看做是政府部門的一場危機公關。這反映政府有公開信息的傾向，希望取信于民，這種進步不容忽視。

　　調查委員會會見犯罪嫌疑人普某等人、查看監(jiān)控錄像的愿望遭拒后，一些調查委員及網(wǎng)友對此繼續(xù)表示不滿和質疑。

　　對此，何兵解釋稱，普某已涉嫌刑事犯罪，并被采取強制措施。在偵查階段，按照《刑事訴訟法》等法律，只有律師有權依照法律程序會見普某。調查委員會本身就是民間組織，沒有法律特別賦權。調查還是權力機關的職能。調查委員會的性質相當于證人。所以，調查委員會的成員應該就“看到什么”發(fā)表評論，而不該“逾越法律提要求”。

　　何兵說，其實，中國并不缺乏對公安機關的監(jiān)督機制。這個事件中，至少可以啟動以下兩種程序：一是檢察院啟動檢察監(jiān)督，審查公安機關有無瀆職的行為、有關人員有無刑事犯罪；二是啟動人大對公安機關的監(jiān)督體系。若當?shù)厝舜髥�動監(jiān)督程序，邀請有關公民參與調查，公安機關就必須出具所有材料，網(wǎng)民也就不會有無力感和挫敗感了。

　　他稱，目前，這些制度長期處于失靈或低效的狀態(tài)�，F(xiàn)在急需要做的不是設計制度，而是把這些制度激活，讓它們高效地運轉起來。 本報記者沈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