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觀是多數社會成員共同認可的關于事物與行為美丑、善惡、是非評判標準的基本觀念。共和國60年社會大變局必然催生價值觀大變革。在未來，亟待推進與市場經濟互補互促的人文價值體系建設，用人文“摸不著的腦”導引市場“看不見的手”。很顯然，這是一次關于意義和理想的集體求索之旅，尤其需要知識分子和草根大眾引領同行，在漫漫征程撒下一路駝鈴。浙江省委黨校社會學文化學教研部主任陳立旭教授，最近就這一話題，從市場與人文互動視角，與半月談記者展開了探索性對話。

　　市場大變革撬動國人價值觀大進步

　　陳立旭：說起60年間國人價值觀念發(fā)展進步的亮點，最耀眼的莫過于利益意識、自主意識、自強意識、平等意識的顯著增強。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倡導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從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fā)，堅持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當兩者之間發(fā)生矛盾時，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

　　記者：20世紀50年代以來，正是這種集體主義價值觀，成為推動新中國成立以后經濟社會變遷的精神動力。許多人迄今還有一種懷舊情結，總覺得五六十年代的人很單純，全社會價值認同感很強。當時涌現的一大批英雄、模范、榜樣，如雷鋒、焦裕祿等，共同點亮集體精神的燈塔，照耀著一代人在集體大熔爐里面去感受自身價值的存在，如魚不離水，瓜不離秧。

　　陳立旭：然而，伴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特別是1957年以來的歷次思想文化運動和政治運動，個人利益往往被當作“個人主義”、“自私自利”、“私心雜念”等的同義語。新中國成立以來所謂兩條路線、兩個階級的斗爭，既是一場政治斗爭，也是一場“公”與“私”的意識形態(tài)斗爭。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的利益意識、自主意識、自強意識等不斷受到了抑制。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從“左”的思想禁錮中解放出來，從把社會的整體需求、利益與個體的需求、利益對立起來的觀念中擺脫出來，在堅持集體主義的同時，肯定個體需求與利益的合理性，全社會在評價、取舍時，更注重自己的利益。

　　記者：無疑，這種利益取向背后是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在發(fā)揮作用。

　　陳立旭：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求利性經濟，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其內在動力機制。當市場經濟被確定為一個社會配置資源的基礎性手段后，個體對利益的追求便有了制度保障的土壤。與利益意識顯著強化相伴隨，市場經濟體制轉換也強化了人們的自主、自強和平等、公平意識，這已成為中國人主體地位提高的重要標志。

　　記者：回顧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國營工廠，我們發(fā)現存在著一種帶有傳統(tǒng)色彩的權威關系，即個人對單位組織的依附為核心的權威制度文化。計劃經濟將生老病死都包下來，使單位人逐漸形成了缺乏自主性的依賴意識；缺乏流動的勞動用工制度、干部人事制度，養(yǎng)成了人們安于現狀的心理；大鍋飯的分配模式，強化了平均主義的價值觀念。

　　陳立旭：市場經濟則是一種自主的經濟，市場主體是獨立的、自我決策的。像下海熱、跳槽、自主創(chuàng)業(yè)熱等現象以及個體戶、私營企業(yè)、自由職業(yè)者等各種新社會階層的出現，無不反映出“我的事業(yè)我做主”的新潮觀念。而且，市場條件下，人人在契約關系中實行等價交換，客觀上需要擺脫家長式的干預，打破過去戶籍制度、單位制度、干部工人區(qū)分的檔案制度等構成的身份制度，把人們置于平等競爭的地位。人們也更加注重起點、過程和結果的公平正義。這些強化了國民的自主、平等意識和公平、正義觀念。

　　記者：與市場化進程相伴隨的是工業(yè)化。相對于傳統(tǒng)農業(yè)文明，工業(yè)文明又給當代中國人注入哪些新鮮的價值觀念呢？

　　陳立旭：工業(yè)文明哺育了創(chuàng)新意識、效率意識、惜時意識、成就意識。工業(yè)化的快節(jié)奏催生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工業(yè)經濟價值觀念，必然動搖傳統(tǒng)的時間文化。工業(yè)化進程還強化了以成就為取向的價值觀。在傳統(tǒng)農業(yè)社會中，老農可以觀天色而知雨晴，老年人往往具有權威。而在工業(yè)社會，許多工作已不是僅僅憑直覺和經驗就可以完成的，要求人們確立以能力為本位、成就為取向的價值觀。

　　謹防拜金主義、利己主義的“污染源”在國人的精神天空蔓延

　　記者：陳教授，你前面?zhèn)戎卣劻耸袌鼋洕�給國人價值觀念帶來的可喜進步。不過，我們同樣切身感受到，市場化這柄雙刃劍的負面影響也不可小覷。相當一部分社會成員似乎日趨實用化、庸俗化，重形而下輕形而上，重物質價值輕精神價值，存在價值失范、價值真空、價值虛無現象。

　　陳立旭：市場化必然伴隨著世俗化，把一種實效的視點作為評價事物的尺度，人們變得更加注重實惠、務實。但是，市場的無節(jié)制擴張也會對人們的理想信念、生存意義、終極關懷等產生沖擊，容易使人滋生不定感和迷失感，難以尋找心靈停泊的精神家園，更難固守自身的安身立命之所，導致生存意義危機、價值虛無。物質主義、實用主義、感覺主義因此容易乘虛而入。

　　記者：價值觀傾斜、扭曲最厲害的莫過于對錢的過度膜拜。“一切向錢看”、“為人民幣服務”的拜金主義，以及利欲熏心、見利忘義的利己主義，“娛樂至死”的享樂主義，似乎已經成為相當一部分社會成員信奉的生活哲學。我聽到一首最新流行的手機彩鈴歌曲《我崩潰了》，讓歌中男女精神崩潰的其實無非都是些世俗身外之物：“票子總是不夠花，崩潰崩潰！車子總是不夠好，崩潰崩潰！房子總是不夠大，崩潰崩潰！崩潰啊……”可以重物質，但不能物化。我擔心，不少社會成員最終為物所役，迷失人性，在極度物化中異化。

　　陳立旭：在市場經濟中，商品、貨幣的支配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化，市場利益驅動機制也會對人性中追求物欲的一面給予系統(tǒng)的培植，難免使一些人滋生利己主義，講奉獻少講索取多，凡事斤斤計較利害得失，甚至以損人利己、損公肥私等種種不道德手段牟取利益。不僅如此，個人欲望的過度膨脹，還會導致市場經濟價值準則逾越市場活動領域，無限制地擴張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成為認識、評價和指導社會生活的通用原則，這就會遮蔽人與人之間真實的社會關系，導致人際關系的物化、非人性化。

　　記者：在當代人際關系中，誠信危機尤其讓人頭疼。企業(yè)間的三角債，違約案件,詐騙案件，惡意拖欠銀行貸款，搶注別人商標，假冒別人產品，諸如此類失信無信現象仍然大行其道，乃至某些地方政府也遭遇信用危機。

　　陳立旭：傳統(tǒng)誠信觀念具有濃重的特殊主義價值取向色彩，行為者根據自己與對象關系的親疏而給予不同的信任，信任格局局限于一定的圈子里，更相信親人、朋友、同學、鄰里等熟人，而在與圈外人交往時，不信任感較強。

　　記者：社會學家費孝通就說過，在傳統(tǒng)社會，一切普遍的標準并不發(fā)生作用，一定要問清了，對象是誰，和自己是什么關系后，才能拿出什么標準來。

　　陳立旭：特殊主義信任模式不利于在全社會建立普遍的相互信任關系。隨著中國社會的變遷，傳統(tǒng)的特殊主義信任模式也開始向現代普遍主義的信任模式轉變，不過目前仍處于信任模式轉換和過渡時期。

　　記者：傳統(tǒng)特殊主義信任模式也摻雜進工具、功利理性，溫情脈脈的面紗下面其實已掩蓋著利益動機。一些傳銷、集資等活動，其開始都是借助于熟人之間的信任關系，在熟人網絡中展開，結果很多卻以“殺熟”而告終。

　　陳立旭：一個全面進步的社會，必然是一個功利領域(市場領域)和非功利領域(非市場領域)并存的社會。在功利領域，社會應當允許人們以討價還價、等價交換等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實現相互合作。但在社會的非功利領域，則應當奉行非功利的準則，親情、友情、愛情等仍然應當保持其純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