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jīng)書面授權)

    蔡國強 1957年出生，福建泉州人，畢業(yè)于上海戲劇學院舞臺美術系，蜚聲海內(nèi)外的當代藝術家。

　　自1980年代中期開始，蔡國強使用中國發(fā)明的火藥創(chuàng)作作品，取得了巨大成功，近年來成為國際上最受矚目的中國藝術家之一，其藝術創(chuàng)作對西方藝術界產(chǎn)生了巨大沖擊力，西方媒體稱之為“蔡國強旋風”。作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殘奧會和2009年國慶焰火總設計師，他的作品見證、輝映了這些偉大的歷史時刻。

　　“那時候......”

　　建國100周年時，已經(jīng)不需要閱兵來表現(xiàn)自己的強大；即使閱兵，海陸空三軍的展示將更像藝術表演。

　　可能還會有焰火表演，但已經(jīng)不是我在設計了。

　　類似奧運會、建國100周年的慶典，已不需要舉國動員，那樣，這個國家才真正健康了，像有的國家搞奧運，基本上就是那個城市自己在籌備。

　　那時候，整個社會會更寬容、更理性地對待各種不同聲音。

　　那時候，手上的這本中國護照，走遍天下，將會被尊重了，這是我的期待。因為我搞現(xiàn)代藝術，總是在全世界飛來飛去，發(fā)現(xiàn)這是一本在全世界最不受尊重的護照之一，你把它往海關一放，他們就說：中國護照，怎么沒有簽證？好像你犯罪一樣。

　　1992年我去新加坡，帶了20多個日本人，有助手、翻譯、隨行記者，一到那兒，還剩5個小時的轉機時間，新加坡很小，大家都想出去玩，我就對他們說，你們走前面，我走后面。前面的日本人走過去蓋章都是“砰砰”的，很順利，他們通過之后都在那兒等我，我剛走過去，就被海關攔下：你是中國護照，沒簽證怎么可以進去？

　　當海關工作人員知道我是藝術家，那些日本人都是我的隨從，不免有些驚訝，隨即打電話給新加坡航空公司，讓他們寫一個保證書，押在海關，才讓我出去。這讓我很不舒服。

　　我的女兒已經(jīng)20多歲了，從小和我一起生活，她現(xiàn)在還是中國護照，我們經(jīng)常四處碰壁。比如我們要去羅馬展覽，阿姆斯特丹轉機，只需要從第3號登機口到第5號登機口，很近，可他們就是不讓我們過去，因為沒有進荷蘭的簽證。航空公司只好把我們轉到瑞士，再轉飛機過去。如果是坐國際列車，那更慘，通常會被要求立即下車。

　　我和我女兒講，要解決這件事，有兩種辦法，一是換護照，使我們變得方便，還有一種就是每次挫折都提醒自己要努力，讓這護照受人尊重�，F(xiàn)在我到一些國家，他們看到我來，常會讓領事來接見我，和我合影。其實我還是中國護照，但因為我的努力，贏得了尊重。我希望以后我們每個人的護照都能受人尊重。

　　我說的都是“正常”和普通的要求。我們國家也在一步步“正常”起來，就比如我現(xiàn)在做國慶60周年慶典相比較奧運就難做一點了，這個難做，是藝術家難做，政府難做——從中央到北京市一級政府，拍板決策時，都要考慮到民眾的反應和法律法規(guī)。50周年大慶，焰火可以打12寸，現(xiàn)在警方要求只能打6寸，因為這是安全距離。為了藝術效果，我堅持要求再打大一點，最多他們給我升到8寸，而且還要經(jīng)過很多論證，拿出很多方法去解決法規(guī)的問題。我雖然增加了麻煩，但知道這是一個好事——政府開始不能隨心所欲了。

　　那時候，建國100周年，穩(wěn)定已經(jīng)不是國家最大利益所在。人們可以自由地呼吸空氣，放心地喝水，放心吃東西，這其實應該是一個簡單的事情，但現(xiàn)在卻常常變得不那么簡單。

　　到了那時候，取而代之的是更重要的事情，比如全人類的生態(tài)問題等等。

　　不透明就使人感到擔心�，F(xiàn)在，外界對我們的擔心并沒有完全消除，就是透明度還不夠。這一次閱兵，我們基本上展示了最好的裝備，我感到，有這樣的軍事實力做后盾，在國際上反倒要放下“架子”，就譬如你三拳兩拳能把別人打倒，就更不該輕易動手了。不要聲音很響，應該更加平和一點。

　　那時候，世界會覺得中國人好玩兒，幽默、浪漫而輕松，那時候世界才真正感到中國人多，為什么呢？因為那時候中國人個性會更加解放�，F(xiàn)在中國人雖然數(shù)量很多，但在世界上能發(fā)出聲音的人卻很少，我們在做奧運會開幕式的時候，列出一個表，想把“中國臉”展示給世界，列來列去，只有姚明、成龍、郎朗、劉翔、章子怡、李連杰，再往下找：×××，沒有人認識。那個×××，也沒人認識，這么大的國家，人“少”��！

　　現(xiàn)在說中國人在世界上多么有影響力，都是假的，只有一個姚明或者成龍，這不是一個正常的狀態(tài)。你看美國，好萊塢、NBA明星層出不窮，在世界上各個人群中都有各自影響力，那才是一個良好的狀態(tài)，所以我期望，建國100周年，國家的形象會因為個人形象的彰顯而凸顯出來。

　　那時候，中國人即使得到諾貝爾獎，也不會特別的欣喜若狂，舉國歡騰。一些事情的意義，不再會被無限放大。一定程度上，就像現(xiàn)在的美國，學者得了諾貝爾獎，學校也不會去刻意宣傳，獲獎者會得到適當?shù)馁澴u，比如一個免費的永久性車位，這是很了不起的榮譽。

　　那時候，中國會有更多的慈善機構，我相信，會有更多的個人、財團、企業(yè)集團參與到慈善事業(yè)中來，國外的藝術家能很方便地在中國申請到基金贊助，就像我，在國外一直接受各種慈善機構的基金贊助。

　　那時候，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會真正影響到世界，哲學態(tài)度能夠更多、更深地介入到國際事務的處理過程中。那時候就會感到，其實普世價值也包含中國的。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以及一些優(yōu)秀的哲學內(nèi)核都會成為人類社會普世價值的一部分。比方西方的哲學思想，認為矛盾非解決不可，在價值觀、制度、文化中都要分出對與錯，而在中國的哲學中，世界本身就是矛盾的，很多問題其實就是無解的，但是我們要尋求一種平衡的狀態(tài)。使得矛盾不激化到不可控制。

　　那時候，領導人開會的鏡頭將會成為真正的新聞，現(xiàn)在，主流新聞中領導人開會的鏡頭太多，那其實不會成為新聞，而在建國100年的時候，人們再看到領導人開會的鏡頭，第一反應就是：出什么大事了？

　　那時候，中國人在世界說話，真正能夠被聽到，世界也才真正能夠理解中國人，理解中國的情況。(蔡國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