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級法院罕見地將公款吃喝費用認定為貪污款。對于公款吃喝，司法是被動的，但偵查是主動的，檢察機關面對“吃喝能入罪”卻無所作為或只是偶有作為，怕是難以向公眾交待。

　　浙江省舟山市中級法院近日以貪污罪、受賄罪，兩罪并罰一審判處岱山縣高亭鎮(zhèn)中心衛(wèi)生院院長傅平洪有期徒刑11年。引人注目的是，傅平洪用公款為自己吃喝玩樂埋單的44萬余元也被法院認定為貪污款。(10月27日《揚子晚報》)

　　“吃喝玩樂”也按貪污定罪論刑，這一個案超出了大眾對當今司法生態(tài)的認知。傅平洪成為新聞人物，以及有關該個案的報道登上各門戶網(wǎng)的點擊排行榜，全賴在這之前并無類似的個案的發(fā)生。相反，流行于官場的“潛規(guī)則”是，工作就要吃喝，吃喝就是工作，“吃吧喝吧不是罪，不進腰包無所謂”。這種“刑不上吃喝”的觀念，在官員群體中“市場占有率”極高。就像“睫在眼前常不見”，司法機關也迎合了這一觀念，“吃喝入罪”的個案姍姍來遲，當是大眾心理、司法文化、監(jiān)督機制等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jié)果。

　　當然，從刑法上看，“公款吃喝”問題固然未必都是罪，但“吃喝入罪”也并不存在法律障礙。依刑法第382條的規(guī)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是貪污罪�！眹�家工作人員動用公款吃喝，當然利用了“職務上的便利”，不論是公款，還是用公款購買的“吃喝消費”，當然也是“公共財物”。以公務之名實私人吃喝玩樂之實，符合“騙取”的特征，若不以公務之名而動用公款吃喝，則是赤裸裸的“侵吞”。在主觀上，享用“公款吃喝”的官員只是故意，至少———誰聽說過“過失公款請吃請喝”的例證？

　　基于信息不公開，迄今為止我們對“三公消費”的準確數(shù)額依然不得而知。最近公開了部門財政預算的廣州，也沒有列明“三公消費”的數(shù)目。幾年前有全國政協(xié)委員提供了一組數(shù)據(jù)稱，各級官員每年花在公款吃喝上的高達2000億元。這一數(shù)字觸目驚心，卻無從證實。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公款吃喝遠未得到遏制的當下，這一數(shù)字還將繼續(xù)攀升。

　　反對將“吃喝入罪”的論者有一個似是而非的觀點，他們認為在公款吃喝中無法辨別是公款公用還是公款私用，若要入罪，取證將是最大的難點。我們應當承認一旦司法啟動對“公款私用”的問責，必將遭到不少的阻礙。這其中，也確實有取證難的問題。但最難的恐怕還在于：哪個反腐機關有足夠的道德力量來查辦、控告和審判“公款吃喝”———法庭審理中，被查處之人大可質(zhì)問庭上的檢察官和法官，“吃喝確該入罪，但你們自己沒有這樣吃喝嗎？”

　　舟山法院認定傅平洪貪污罪名成立的事實依據(jù)是：傅單獨或伙同他人采用虛開、多開發(fā)票的方法，侵吞單位公款共計44萬余元，用于支付個人餐費等開支。天底下的“公款吃喝”沒有兩樣，最終都要表現(xiàn)入賬。依此看來，取證雖難卻也談不上無從入手。問題還在罪與非罪之外。

　　從制度腐敗的視角出發(fā)，我并不看好舟山此個案的“示范”價值。中國并非判例法國家，此案也注定難以成為最高法院向各級法院傾力推銷的“指導性案例”。鑒于網(wǎng)絡輿論對這一個案的頗為追捧，事實上將檢察機關逼到輿情危機的前沿———司法是被動的，法院要遵循“不告不理”的原則。但偵查是主動的，檢察機關面對“吃喝能入罪”卻無所作為或只是偶有作為，怕是難以向公眾交待。

　　無論如何，只有“刑也上吃喝”并非孤本，而是進入日常化司法的軌道，“公款吃喝”問題才有被遏制的可能。 □王琳(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