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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害者不得不各自為戰(zhàn) 有律師擔心被日方鉆了空子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漆菲發(fā)自北京 “心里舒坦了，能活著得到賠償。” 邵義誠，如今已是84歲的耄耋老人。10月26日，隔著越洋電話，他那濃重的天津口音傳來，有興奮，有感慨，但更多的是無奈。二戰(zhàn)時，年青的他曾被日軍擄掠到日本充當苦勞力。回想起那段非人的經(jīng)歷，電話那頭，這位歷史老人已是泣不成聲。

　　10月23日，東京司法記者俱樂部，代表部分中國勞工的邵義誠，與日本西松建設公司達成賠償和解：西松對邵義誠等5名中國勞工表示道歉悔罪，并承諾為被強擄的中國勞工建立紀念碑，同時對安野作業(yè)所所有被抓中國勞工補償2.5億日元(約合1896萬人民幣)。輾轉16年的二戰(zhàn)被擄中國勞工起訴日本西松建設公司案終于了結。

　　日本媒體對此贊聲一片。

　　達成和解當天，日本《每日新聞》以“強制中國勞工案：中國原告和西松公司達成和解……設立賠償基金并謝罪”為題，給予了全面報道。《朝日新聞》更是建議，“鳩山政權應從道義出發(fā)，向受害勞工道歉并促成其他相關企業(yè)行動起來，徹底解決二戰(zhàn)勞工受害者的賠償問題。”

　　但消息傳至國內，立馬引起了一些抗議聲。北京方元律師事務所律師康健表示“難以接受”。

　　擔憂給今后索賠形成障礙

　　10月25日，康健在自己的律師事務所內召開了一個小型記者會。她激動地說：“如果真誠和解，西松公司應統(tǒng)一處理下轄的安野和信濃川兩個作業(yè)所強擄中國勞工的賠償事宜，而不應當分別進行和解�！�

　　包括邵義誠在內的，這次與日方達成和解的正是安野作業(yè)所的中國勞工。而康健則是信濃川作業(yè)所中國勞工對日索賠的代理律師。她說，日本外務省1946年的《華人勞工勞動情況調查報告書》明確記載，西松在二戰(zhàn)期間奴役的中國勞工，除了安野作業(yè)所的360人外，還有在信濃川作業(yè)所的183人。

　　拿到和解協(xié)議后，康健連夜將其譯成中文，并第一時間通知了信濃川作業(yè)所的五位受害人及遺屬，受害人及遺屬在電話里頭答復說“不能接受”。

　　康健表示，不接受的原因主要基于三點：“和解”條款中，再次延續(xù)了法院免除日本政府及相關日本公司法律責任的錯誤做法，僅空洞地“承認”事實；補償金額過低(平均到個人僅60萬日元，即約合45500元人民幣，并且當中還包括祭奠、交流、調查等事務性費用)；補償基金將由日本的自由人權協(xié)會下屬基金會管理，而不是中國的相關機構。

　　“這與‘花岡和解’同出一轍�！笨到�憤憤地說道。

　　“花岡和解”的當事方是日本建筑行業(yè)的鹿島公司和中國戰(zhàn)俘和勞工。1995年，耿諄等11名原告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成為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第一案。該案最后達成“和解”，鹿島公司在不承認法律責任的前提下，拿出5億日元的信托金設立“花岡和平友好基金”來“救濟”受害人。

　　該和解當時就引發(fā)了巨大爭議。一些中方人士認為，這是“日方施小錢換美名”。而當前的此次西松和解，無疑是套用了9年前的“花岡模式”。更讓康健擔憂的是，這樣的和解會給將來的索賠訴訟造成法律障礙。

　　盡管如此，中國勞工問題研究專家劉寶辰教授還是認為“(和解)可以理解”。作為西松索賠案的調查人和聯(lián)絡人，劉寶辰參與了從案件調查到最終解決的全過程。在他看來，和解雖然有些無可奈何，但其中也有積極因素。他告訴本報記者，“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實現(xiàn)了我們所需要的三條：補償、謝罪、建紀念碑。”

　　民間真正響應者鳳毛麟角

　　劉寶辰教授眼里的“無可奈何”，恰恰反映了中國民間對日漫漫索賠路上的尷尬與困境。

　　十余年來，不停地有中國老人站到了日本法庭上，他們是慰安婦問題、勞工問題、毒氣問題以及細菌戰(zhàn)問題的受害者，盡管他們拿出了如山的鐵證，但結果仍是敗多勝少，能夠得到日本企業(yè)的一點補償金，就已是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

　　劉寶辰教授對此深有感觸。他說，1998年之前，中國國內對索賠“并不那么認可”，社會輿論關注得也很少，許多研究者多是“偷偷摸摸地調查”，相互之間少有溝通和協(xié)調。長此以往，就形成了現(xiàn)在的民間零星索賠、各自為戰(zhàn)的局面。

　　日本國內的形勢也很復雜。

　　日本律師黨派不一，觀點立場不同。這在此次西松索賠案中展露無遺。據(jù)了解，為安野作業(yè)所中國受害勞工索賠的是由內田雅敏為代表的日本律師團，背后主要是過去一直對華友好的日本華僑在支持。而為信濃川作業(yè)所受害者索賠的則是由小野寺利孝為代表的日本律師團與中方律師。在歷史、政治以及現(xiàn)實利益等各種因素的影響下，雖然均為西松公司的受害者，卻不得不各自為戰(zhàn)。

　　康健更是直言被“日方鉆了空子”，是日本人為盡早卸下“歷史包袱”而采取各個擊破之舉。

　　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lián)合會副會長陳春龍教授曾總結索賠之路上的尷尬：“雖然大家總的目標一致，但實際操作起來則誰也不會聽誰的。每個人的經(jīng)歷、性格、習慣各不相同，在一起合作共事難免產(chǎn)生分歧誤解；國內每個訴訟團體的目標不一樣，每一件案子所接觸的日方機構之間想法也有差異�！�

　　但更為尷尬的是“自己人的漠視”，這是幾乎所有受訪者的共同感受。盡管中日歷史遺留問題總能挑起國內很多口水，但要真正落實到對日索賠這樣的具體事件上，響應之人鳳毛麟角。陳春龍教授說：“中國受害者所打的這么多場官司，大部分資金還是由日方的律師以及愛國華僑資助的�！�

　　不要給后人留下遺憾

　　中國國內各自為戰(zhàn)，日方支援團體出發(fā)點亦不相同，這樣復雜的情況給對日索賠造就了重重障礙�！�

　　如何更有效地對日索賠？國內各界人士提出過各種建議。

　　原駐日大使館外交官、現(xiàn)故宮博物院副研究員朱春立去年曾向中國有關部門提出建議：可以在中國人權發(fā)展基金會下設立機構統(tǒng)一解決對日索賠問題。但直到現(xiàn)在，她的這個方案始終“擱淺”。她告訴本報記者，提交上去的意見書一直沒有回音，倘若能“批準”，今后的“賠償金”便能在中國安家了。

　　而早在2004年，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lián)合會會長童增曾提出“國內訴訟”的途徑，即把對日索賠的官司搬到國內打。他告訴本報記者，問題的關鍵是中國的法院對此類案件沒有一個明確的司法解釋，并且在實際申訴中，愿意接手的國內法院也屈指可數(shù)。

　　2006年，日本的支援律師團曾提出“全面政治和解”的建議，而政治和解的主角指的是中日兩國政府。侵華日軍遺留化學武器訴訟案中方代理人蘇向祥更是期望：日本民主黨鳩山政權的上臺能給政治解決提供契機。

　　但劉寶辰還是認為，目前最務實的辦法還是和解，“至少能讓那些為數(shù)不多的還仍然在世的受害人可得到一點補償，一個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