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人員和受害人被司法不公捆綁在一起，成為同道中人，傳遞出的信息令人窒息，我們必須超越個人追責的淺表，在更高層面反思。

　　“趙作海案”追責進入公眾視野，繼不久前三名辦案民警兩位被刑拘，一位在潛逃之后，據(jù)可靠消息，當年審理“趙作海案”的三名法官現(xiàn)在已經(jīng)停職接受調查。

　　隨著問責的深入，應該還會有人因此要為自己十多年前的行為埋單。一位無辜公民被刑訊逼供炮制成為“殺人犯”，蒙冤11年，相關責任人被停職、刑拘，是對受害者的精神撫慰，對公眾最起碼的交代，也是對司法人員必要的警示。

　　當越來越多相關責任人“罪有應得”被問責，滿足公眾原始的復仇快感之后，仍讓人意猶未盡。反思“趙作海案”，厘清與追究個人責任固然需要，但止步于此顯然是不夠的。個人只能為屬于個人的責任部分負責，由個人之外的力量強加的，讓他們擔責顯然有失公允。

　　時任該案的公訴人鄭磊日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趙作海冤枉了，我有責任，我的責任是因為我扛不住，我地位太卑微，人微言輕。我應該頂，但是頂不住，即使頂住了，你(趙作海)還是被這轉動的車輪碾死。”他還說：“我也是受害者，是(司法)制度的受害者�！�

　　在公眾固有印象中，司法人員乃強勢一方，“受害”從何談起？仔細尋思，此說也不無道理。試想：辦案民警、主審法官與趙作海無冤無仇，最終卻因為該案而落得前程盡毀，甚至身陷囹圄，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何嘗不是“受害者”？正如鄭磊所言，在一輛滾滾向前、無堅不摧的戰(zhàn)車面前，任何個人的力量都顯得微不足道，螳臂當車只能被“碾死”。在這樣的關頭，個人所能做的選擇，要么屈從戰(zhàn)車前行的慣性，要么辭職不干，從軌道中逃離。而個人消極抵抗、獨善其身對事件進程毫無影響。

　　商丘市政法委那次“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把趙作海定為殺人兇手的協(xié)調會，成為眾矢之的。試問：沒有那次協(xié)調會，趙作海的冤案便不會發(fā)生嗎？未必。回顧“佘祥林案”，當?shù)氐恼�法委并沒有召集公、檢、法開什么協(xié)調會，冤案一樣發(fā)生。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滿盤皆輸?shù)呢摵筒┺倪^程，非但案件的當事人是受害者，體制內的司法人員未必能夠幸免——親手制造冤案被揭發(fā)，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有時甚至比冤案主角還要慘烈。“佘祥林案”之后，就發(fā)生了該案辦案民警潘余均自殺事件。司法人員和受害人被司法不公捆綁在一起，成為同道中人，傳遞出的信息令人窒息，也折射出其間的罅隙。其尷尬還在于，即使對冤案制造者實行嚴厲的事后懲戒，也難以起到有效的事前規(guī)避的作用。因此，我們必須超越個人追責的淺表，在更高層面反思。

　　“趙作海案”之煉成，幾乎與當年的“佘祥林案”如出一轍，集諸多痼疾于一身。觀念上，“命案必破”是肇因、“疑罪從無”如虛設；程序上，“集體研究”為罪魁，“非法證據(jù)”有市場，“律師在場”成空話……都集中指向于許多知易行難的老問題。譬如司法權和行政權配置的扭曲問題，在本案表現(xiàn)尤為突出，本屬司法機關享有的裁判權交給了行政機關，結果導致“開會定兇”之咄咄怪事；再如囿于對實體正義的偏好，法庭對非法證據(jù)的排除不夠堅持，客觀上助長了刑訊逼供的滋長。

　　“趙作海案”暴露的問題，遠不是個人追責所能解決的，需要深層剖切。中央政法委把今年列為司法體制改革攻堅年，一個“堅”字，足以管窺司法體制改革任務之巨，道路之長，司法的自我完善確實需要大智慧、大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