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wǎng)8月4日電 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4日刊文認為,現(xiàn)有中國城市化浪潮呈現(xiàn)一種社會學意義上的“病態(tài)”,“減長”是未來出路;“減長”的意義不僅是對城市化病癥的解毒,同時還可以在不同城市、地域之間,形成基于人情等的“軟體”重建。中國城市化的未來,如果有關鍵詞,它是柔軟、柔軟、再軟些。
文章摘編如下:
發(fā)生在中國近期的諸多自然及人為因素疊加的災難,讓我們意識到現(xiàn)有中國城市化浪潮,其實具有風險。
這種城市化模式表面上有許多華麗之處:地理上輻射到毛細血管的高速交通和城際高鐵網(wǎng)絡,叢林式的泛亞、泛珠、泛東北亞、泛太平洋中心等。但是細看背后,它存在一些認知危機:現(xiàn)有的城市化浪潮和世界許多國家一樣,是建立在一種“增長”(growth)模式和“增長想象”(fantasy)基礎上的。
社會學意義上“病態(tài)”
從人類學意義上,幾乎任何一個中國大型城市都存在一組悖論組合:交通系統(tǒng)愈來愈發(fā)達,人們乘坐交通工具上班的時間越來越長;硬體建筑越來越多,城市人個體和社會交際空間越發(fā)逼仄;信息系統(tǒng)越來越復雜和先進,反常識的“知識型文盲”越來越多;個體的疾病想象和社會的疾病體質造成城市人群的病態(tài)消費。
中國城市通常有一種泛色情的環(huán)境(包間、雅座、會所、俱樂部等成為一種常識性色情標簽),男性信仰泛補陽飲食的同時,女性信仰滋陰和豐乳的食療。在城市,無處不在的墮胎廣告(甚至有針對特殊人群的大禮包和優(yōu)惠服務,有則廣告宣稱墮胎之后再饋贈子宮附件檢查)與求子壯陽廣告并置。
面對這種城市化癥候,我們應該反思的是“發(fā)展、增長、提速、加快”等詞匯存在的內在矛盾,并真正思考“減長”(de-growth)這一可能。所謂的減長建立在反資本、反消費的環(huán)境主義立場之下,它并不是要求個體犧牲幸福“增長”的機會和社會“發(fā)展”的可能,而是強調一種適度消費、適度設計、適度發(fā)展的新“增長邏輯”,淡化對硬度、速度、頻次的崇拜,平衡對硬體建筑和基本設施的投資,將社會資源轉移到真正具有公共性的藝術、音樂、家庭、文化、社區(qū)、人倫的項目上,使人可以像人一樣的生活。
“減長”是未來唯一出路
作為個體而言,需要一種新的崇尚簡單的生活理念,以減少社會集體對化石資源和其他自然資源的透支。以往的增長崇拜和硬體崇拜,滋生了錯誤的經(jīng)濟學模式和城市經(jīng)濟體系,它通過刺激消費和過度消費來運營城市,通過量來獲得質,最終質、量共失。
“減長”的城市思維則強調一種節(jié)制、理性和有限性。它強調發(fā)現(xiàn)一種非消費性“增長”模式,比如通過循環(huán)、流動、志愿行為、互享共利,甚至是人類學意義的禮物流動,來重建一種城市和社會微循環(huán),例如任何一個城市的知識個體可以通過它的知識來反哺社會,最終每個個體通過這種社會流動,獲得一種來自其他同儕群體的人際禮物。
其實洛根早在1971年就建立一個減長和生物經(jīng)濟的模型,它分析了當時的主流經(jīng)濟學和現(xiàn)代物理學,如何忽視了物理上的有限性以及熱動力的第二定律:即當熵增加時,有用的能量被不斷耗竭。正是基于此,人類不能設計和追求一種無限量的經(jīng)濟增長和社會發(fā)展模式。
而“減長”的意義不僅是對城市化病癥的解毒途徑之一,同時還可以在不同城市之間和地域之間,形成一個基于人情、懷舊、家庭、人倫、游歷、探友、懷鄉(xiāng)的“軟體”重建。中國城市化的未來,如果有關鍵詞,它是柔軟、柔軟、再軟些。(周雷 中國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博士后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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