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2月13日電 美國僑報日前刊發(fā)評論員文章《中國救市，該不該發(fā)消費券？》說，中國打消費券這張“信心牌”，更在于能否準確把握目前經濟形勢的“牌局”。把握“牌局”就是推進中國社會向消費型、內需型、公共服務型社會轉型。無論怎樣，目前至少可以確定的是，這張“信心牌”若是打好了，會有助提振內需、應對眼下的全球金融危機，更對中國社會把握危機下的機遇、理性轉型不無裨益。倘若如此，這張“牌”就稱得上是一張“永不過期的消費券”，意義也就深遠了。

　　文章摘錄如下：

　　歐元之父蒙代爾有關中國發(fā)消費券促內需的建議，本周獲決策高層回應。商務部副部長姜增偉9日表態(tài)，杭州、成都等地發(fā)放消費券的做法有助提振內需，是特別條件下“比較可行的選擇”。

　　但關于消費券能否助力中國內需新政的爭論，并未因此而停止。雖然蒙代爾及其支持者們津津樂道于消費券對實體經濟的乘數(shù)效應，不少學者卻基于日本1999年發(fā)行2萬億日元“地域振興券”后GDP僅為此增長0.1%的失敗案例，對消費券促內需的效果和操作性深表懷疑，北京大學中心經濟研究教授霍德明10日更劍指政府發(fā)消費券是“嘩眾取寵”的“拍腦袋想法”。

　　消費券其實沒那么復雜。正如姜增偉所說，它是特別條件下的“嘗試”或“臨時辦法”，只有作為多管齊下刺激內需中的配套措施，與中央4萬億元人民幣巨額投資、家電汽車下鄉(xiāng)、減稅、興建保障性住房等計劃配合實施，每人區(qū)區(qū)幾百元的“杯水車薪”才談得上有“四兩撥千斤”的可能。

　　事實上，這項應急之策對中國內需新政的作用，更在于它的象征意義——政府通過發(fā)行消費券，傳遞一種“拋磚引玉式”的消費信心暗示。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歸根結蒂是“一場關于信心、資本、信用和消費需求的危機”，而美國聯(lián)邦參院11日過關的7890億美元經濟刺激計劃也好，中國各地政府正在展開的消費券發(fā)行計劃也罷，一切只有落實到提振信心，才變得有意義。也就是說，消費券對拉動內需刺激經濟的效果，關鍵取決于它能否打好這張“信心牌”。

　　打好這張“信心牌”，首先在于厘清“發(fā)牌對象”。既然“發(fā)牌”首要目的在于促消費信心，消費券就不能像美國的食品券那樣只發(fā)給窮人。理論上看，消費券只有附帶盡可能少的對象限制，讓不同階層的民眾都能在市場中自由選擇，才能確保不扭曲正常的產業(yè)結構和消費結構。

　　從此意義上說，成都發(fā)給低收入人群的消費券只能算作社會救濟的延續(xù)。杭州的普惠制消費券才帶有真正促內需消費券的意味。而臺灣發(fā)行的消費券不僅人人有份，且有人動議，胎兒也該算上，“強迫”消費的功能更加明顯。

　　熟諳“發(fā)牌規(guī)則”亦很重要。杭州最近提出要“切”出公務員薪資的5%至10%，以消費券形式發(fā)放。其誠固然可嘉，但殊不知，作為救市手段，消費券是政府無償贈送的“紅包”，公務員為何要因此犧牲自己的合法所得？

　　另外，如何防范“黃牛黨”、防范假冒消費券、確定發(fā)放的覆蓋面、界定發(fā)放的頻率和期限…… 這些無不關系消費券的救市效果。值得一提的是，金融海嘯發(fā)生后，美國曾采用給人均家庭退稅1250美元的方式刺激消費，結果許多民眾卻把退稅的錢存起來了。相比之下，消費券卻可通過界定使用期限，刺激即時消費，凸現(xiàn)其優(yōu)越性。

　　中國打消費券這張“信心牌”，更在于能否準確把握目前經濟形勢的“牌局”。從根本上說，中國民眾并非天生就是守財奴，在醫(yī)療、教育、社會福利等缺乏完善體制保障的條件下，存錢是為自保；在金融危機尚未見底、就業(yè)形勢動蕩的當下，風險抵御能力差的弱勢群體本能的反應，當然更是惜購存錢渡難關保未來。

　　把握“牌局”，就是推進中國社會向消費型、內需型、公共服務型社會轉型。只有加大對醫(yī)療、教育、社會福利等的投入，并調整收入分配體系，才能使民眾省卻后顧之憂，產生持久的消費動力，促進經濟又好又快持續(xù)增長。

　　當然，我們不必指望小小的消費券能成為改革中國發(fā)展模式的大大的轉折點；中國地方政府發(fā)放消費券的行為能否在未來上升為“國家計劃”，也都是未確定的事。但無論怎樣，目前至少可以確定的是，這張“信心牌”若是打好了，會有助提振內需、應對眼下的全球金融危機，更對中國社會把握危機下的機遇、理性轉型不無裨益。倘若如此，這張“牌”就稱得上是一張“永不過期的消費券”，意義也就深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