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wǎng)3月10日電 美國《僑報》當?shù)貢r間9日發(fā)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杜永彬的文章說，西方人有一種“西藏情結”，大多數(shù)西方人誤讀西藏，既有歷史和現(xiàn)實的根源、東西方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差異，也有主觀和客觀原因。不過，西方人在“西藏問題”上“一邊倒”的局面在發(fā)生變化。“百聞不如一見”，只有到西藏親眼看一看，西方人才能了解和認識真實的西藏。也只有“移情”和“換位”，摒棄“西方中心論”，以中國西藏為中心，才能真正理解與體驗西藏，從而糾正對西藏的誤讀，澄清對其模糊乃至虛幻和神化了的印象。

　　文章摘錄如下：

　　西方人有一種獨特的“西藏情結”和“香格里拉情結”。對他們來說，東方文明神秘而玄妙。作為東方文明的一朵奇葩，西藏文明不但令西方人魂牽夢縈，也讓他們難測高深。幾個世紀來，西藏壯美的自然景觀和神秘的人文特色對西方人一直有著魔幻般的魅力，強烈地吸引著他們。

　　而由于地理、文化和語言的阻隔，西方人眼中的西藏和西藏文明如霧中花，水中月，難見本質(zhì)和真諦。這反而誘惑了西方人，由此而形成了一個解不開的“西藏情結”和“香格里拉情結”。

　　西方人了解和認識西藏的主要途徑是：以英文為主的文獻；流亡藏人的作品和“現(xiàn)身說法”；有關西藏的展覽、音像資料及各種有關西藏和藏學的會議。其中，西方傳媒在塑造西藏形象和西方人的“西藏觀”中起了十分獨特的作用。

　　西方人的“西藏情結”和“香格里拉情結”及他們了解和認識西藏的途徑，必然導致其對西藏的誤讀。

　　西方人誤讀西藏的五種表現(xiàn)

　　一、對西藏的誤讀。在西方出版物中，西藏(Tibet)是個模糊概念，對藏文古籍中早就清晰并沿襲至今的三大藏區(qū)——衛(wèi)藏(法區(qū))、安多(馬區(qū))、康巴(人區(qū))不加區(qū)分，也不顧及傳統(tǒng)的行政區(qū)劃和藏人聚居在西藏、四川、青海、甘肅、云南五省區(qū)的現(xiàn)實，論及安多和康區(qū)時幾乎都以“東藏”(Eastern Tibet)相稱。這種并不存在的“大西藏”概念，造成許多誤解，僅漢文翻譯就成問題，究竟是譯成西藏、藏族還是藏區(qū)？

　　二、對藏民族的誤讀。美國近東問題研究專家愛德華•賽義德在《東方學》一書中指出：“歐洲人的想象被作為與任何非歐民族和文化進行比較的權威標準。還有一種歐洲人對東方的想象霸權，他們反復申明先進的歐洲人對落后的亞洲人具有無比的優(yōu)越性。”

　　一些西方人實際上是帶著“東方主義”的眼鏡審視藏民族和西藏的。正如流亡藏人學者降央諾布在《電影、小說中的西藏與西方的幻想》一文中所說，考察有關西藏的游記及關于西藏宗教和“文化”的大量“新時代”風格的作品，給人們留下不舒服的感覺。

　　自從詹姆斯•希爾頓的《消失的地平線》和洛桑然巴的《第三只眼睛》這類書籍提供了關于西藏的有益文學主體以來，西方人的西藏觀并沒有發(fā)生實質(zhì)變化。影片中的西藏，要么是最終的精神庇護所，如《千禧年》、《危險邊緣》和《幺點冒險——當大地呼叫時》中所表現(xiàn)的，要么是魔幻力量的儲藏室，如《通往香港之路》、《陰影》中所展示的。

　　在類似的表述中，西藏被視為西方的“他者”，藏人或他們的家鄉(xiāng)及文化，充其量只是一個襯托白人主角的背景。《消失的地平線》中，主角康韋是英國人，為首的喇嘛是歐洲人，就像大多數(shù)香格里拉的高級官員一樣。在香格里拉的白人精英看來，西藏人基本上都是迷信的農(nóng)民和體力勞動者，都是一些苦力。

　　三、對西藏的發(fā)展和現(xiàn)代化的誤讀。當今世界，文化的多樣性與現(xiàn)代化是人類文明發(fā)展的潮流。怎樣在在保持文化多樣性的同時適應現(xiàn)代化和全球化，是每個族群和國家都必須面對的矛盾和挑戰(zhàn)。

　　一些西方人在看待西藏文化時，只要求其保持多樣性，而不愿看到其發(fā)展和適應現(xiàn)代化。其實，對現(xiàn)代化有些膩味的西方人應該明白一個淺顯的道理：地球上的任何族群(當然包括藏族)都有權利分享人類社會發(fā)展、科技進步和現(xiàn)代化的成果，這是“天賦人權”！一些西方人杞人憂天，擔心青藏鐵路危及西藏傳統(tǒng)文化。殊不知，西方人都不愿坐火車了，而一些藏族百姓做夢都想在有生之年能看見會奔跑的“鐵龍”——火車！

　　四、對藏傳佛教誤讀。一些西方人在觀察西藏同中國內(nèi)地、藏族和漢族時，有一種探求差異、忽視共性的嗜好。起源于印度的佛教，經(jīng)數(shù)個世紀的發(fā)展和傳播，形成了兩大傳播體系，即上座部(俗稱小乘佛教Hinayana)和大乘佛教(Mahayana)。東方佛教界將傳到中國(包括藏區(qū))和日本等國的北傳佛教稱為大乘佛教，將傳到斯里蘭卡、東南亞國家和中國云南傣族地區(qū)的南傳佛教稱為小乘佛教。

　　西方人卻將與漢傳佛教同屬大乘的藏傳佛教分離出來，單列為與小乘、大乘并列的“金剛乘”(Vajrayana)，如紐約就有一本佛教刊物《三乘：佛教評論》(Tricycle: Buddhist Review)。

　　而且，部分西方人誤以為藏人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和奉行非暴力的，如果他們稍微讀一點西藏歷史就會知道，即使在全民信教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nóng)奴制社會，一些貴族并非真正的藏傳佛教信徒，否則，怎么理解幾世達賴喇嘛都因被毒害而夭折呢？對此，美國學者洛貝茲(Donald S.Lopez，Jr.)也有論述。

　　部分西方人忽視藏傳佛教四大教派并存的事實和不同教派間的差異，將只是格魯派大活佛的達賴喇嘛視為整個藏傳佛教的精神領袖。并且，一些西方人并不完全清楚，20世紀90年代以來，達賴喇嘛的身份和國際形象已發(fā)生變化，扮演著宗教和政治雙重角色：不僅是大活佛和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領袖，還被奉為流亡藏人和一些西方人的“精神領袖”。能言善辯的外交家和老練成熟的政治家，已將藏傳佛教政治化，將藏傳佛教的教義倫理道德化。

　　五、對西藏政治和中國治藏政策的誤讀。迄今，雖然所有西方的官方文件都公開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但一些西方官員卻好打“西藏牌”，圖謀利用“西藏問題”遏制中國，甚至將其作為分化和肢解中國的突破口，因而認同和支持“藏獨”，將西藏與中國中央政府的關系視為“國際關系”。

　　他們不顧史實，主觀地認為西藏自古以來就是“獨立國家”，1951年解放軍進藏與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共對西藏的“侵略”和“占領”，現(xiàn)在西藏仍是一個“被占領的國家”，達賴喇嘛是“西藏國”“元首”，“西藏流亡政府”是藏人的“合法代表”(見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受此誤導，一些不了解西藏的西方非政府組織及普通民眾也認為西藏是“獨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