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wǎng)7月2日電 據(jù)日本新華僑報網(wǎng)站報道,“說出來您別笑話我,我現(xiàn)在每個星期有兩天下班以后還要去打一份工。有的時候,星期六、星期天也會去打一份工!币幻谌杖A人員工與記者隔桌而坐,他手握著茶杯,輕輕地說著。
“憑勞動掙錢,憑自己的雙手和汗水掙錢,為什么要笑話你呢。能告訴我在打什么工嗎?”記者這樣問。
他顯得有些不好意思,躊躇了一下,讓人不易察覺地嘆了一口氣,說道:“下班后去打的是情人旅館的清掃工,晚上6點半到11點半,還可以多打一會兒的,但因為要趕末班車,也就只好打到11點半了。星期六、星期天打搬家工。當然,現(xiàn)在要打工的人多,也不是每個星期六和星期天都有工可打,要等公司的事先通知。”
這名在日華人員工今年47歲,在一家有60多名員工的汽車零件制造公司工作。從身份上來講,是“正社員”;從職稱上來講,是“技術職”,當然這一切都來源他的的學歷——在日本拓殖大學讀過4年書。
“沒有想到,會是這樣,我覺得自己好像又恢復了留學生時代那種勤工儉學的生活?墒,那時候年輕,心里也有奔頭,多干點覺得沒有什么,F(xiàn)在人奔著五十走了,體力比原來下降,有時真不知道這樣干下去什么時候才算個頭呢!”他的眉頭緊鎖,隨著說話頻率的加快,好像越鎖越緊了。
在日本社會,企業(yè)通常是不允許員工從事副業(yè)的。員工一旦被發(fā)現(xiàn)從事副業(yè),大多是要被解雇的。但是,這場被稱為“百年不遇”的經(jīng)濟危機,迫使日本企業(yè)改變自身的“鐵則”。大約從三個多月前開始,包括日產(chǎn)、富士通、東芝等一些著名大企業(yè)在內(nèi),都開始允許員工從事副業(yè)了。
這場源于美國金融風暴的全球性經(jīng)濟危機沉重地打擊了日本的實體經(jīng)濟。從去年秋季開始,他所在的汽車零件制造公司訂單越來越少,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老板整天“鐵青著臉”。以往的加班、假日上班都沒有了,工資也大幅減少。
“眼看著臨時工都被辭退了,我們這些‘正社員’,雖然是減了工資,但總算保住了飯碗。還有,咱畢竟是外國人啊,這個時候沒有把咱辭退,還有什么可說的呢。”他顯得很知足。
景氣在一點一點的恢復,速度好像比老牛拉破車還要慢一些。這是他的比喻,從這個比喻中可以看出一種焦急、一種期待。今年3月,公司接到的訂單開始增多了,終于可以加班了。不過,這個時候的加班是輪流制,大家輪換著來,“加班已經(jīng)變成了一種恩惠”。
公司召開員工大會,老板放出話來,“在公司沒有什么工作的時候,有想到社會上再打一份工的人,公司可以幫助你介紹。這也算是公司對沒有加班費的一種補償吧。”
當然,他絕對沒有想到,當他舉起手來提出希望到社會上打一份工后,公司首先幫助他介紹的是一份周末、周日的搬家工。沉重的冰箱、電視、書柜、大床等,都要能夠一個人背起來就走,而且常常是不能利用電梯,走樓梯上上下下。“有一次,我背著冰箱,從樓梯上到五樓的時候,眼冒金星,最后是眼前一黑,倒在了地上。就這樣,我醒后還得叮囑其他搬家工,回去后不要對公司負責人講,因為這份工作也是得來不易的!闭f到這里,他的眼眶濕潤了。
伴隨著景氣低迷,公司里面沒有加班了,每月的收入少了七、八萬日元。但是,家里的大兒子正在一所私立中學讀書,小兒子明年也要考中學了,同時嚷著要像哥哥一樣,也進私立中學讀書!昂⒆觽儬帤,要讀書,要讀好學校,當老爸的能說‘沒錢,去讀公立學校吧’,這話說不出口!有什么辦法呢,干吧!”這就是他的心情。
擔心自己的身體頂不住,他就想再找一份稍微輕松一點的工作。想來想去,他又回到自己留學生時代曾經(jīng)打工的情人旅館,也算是舊地重游吧。還好,這家位于繁華街市澀谷的情人旅館,主人雖老還在,對他依然熱情,給了他一份清掃工。聽說他在星期六、星期天還在打搬家工,就勸他辭掉,到這里來打工。“這位老主人對我真的是不錯,夸我是一個優(yōu)秀的留學生,是一個優(yōu)秀的中國人,經(jīng)常自己掏腰包給我買晚飯,星期六晚上還允許我睡在旅館里面,這樣,我星期天早上就可以多睡一會兒,干到星期天晚上再回家。人家這樣對待我,我能不給人家好好干嘛,說實話,我現(xiàn)在的勞動強度也不比搬家工差多少!本瓦@樣,每小時1020日元的工資,一個月也可以拿到八、九萬日元,還真的和過去的加班費差不多了呢。
“我跟您說一句實話,晚上在這個情人旅館干清掃工的一共有4個人,其中還有兩人和我一樣,白天是在公司上班的。與我不同的是,他們是日本人!”他的這番話,是對現(xiàn)實的一種反應?還是比較后的一種寬慰?記者難以下結論。
采訪即將結束時,他告訴記者,“最后,我想對對您說,我有不少在日本公司里面工作的中國人朋友。我知道,他們當中不少人現(xiàn)在也在做副業(yè)。當然,有的是在當家庭教師,有的是晚上到24小時便利店打工,有的是到拉面店打工。想想這些,我就沒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了。只是,這場經(jīng)濟危機什么時候能夠結束呢?”
其實,談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不應該過分拘泥于國籍。記者看到過一家人才服務公司今年3月對日本公司22歲到39歲的員工進行的一次問卷調(diào)查,受訪者中30.8%回答“干過副業(yè)”。2007年,該公司對40歲的日本公司員工也做個一項相同的問卷調(diào)查,受訪者中只有17.1%的人回答“干過副業(yè)”。這就是經(jīng)濟形勢變化后帶來的變化。據(jù)調(diào)查,干副業(yè)的員工,每月平均多收入4萬2千日元,他們當中29.6%的人把這種收入用于家庭生活費。
在日本,華人員工“副業(yè)”忙。這既是為了渡過經(jīng)濟危機,也是為生存和發(fā)展,是為了孩子,更是為了未來。(李殷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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