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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一等于二，這是三歲小孩都知道的常識。但是，出生湖南、定居紐約的作曲家譚盾在接受英國《衛(wèi)報》專訪時，卻以“一加一等于一”這樣頗具哲理性的說法來回答他是如何面對東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

　　這一答案后面折射出近20年來全球文化的深刻變遷、中國的崛起，以及包括華人新移民在內(nèi)的文化人對國際潮流的影響。

　　去年12月21日，耗資300萬美元(約465萬新元)和歷經(jīng)十年蘊釀的《秦始皇》，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首演。這是該歌劇院120多年歷史中第一次上演中國題材的原創(chuàng)歌劇。

　　該劇由奧斯卡獎獲得者譚盾作曲兼指揮，譚盾與華裔作家哈金(美國書獎得主)編劇，張藝謀執(zhí)導，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多明戈(Placido Domingo)擔演主角秦始皇。

　　最高票價為2500美元，但九場戲票銷售一空。首演之后，包括《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在內(nèi)的美國主流媒體大都給予正面評價。據(jù)報，《秦始皇》有望成為大都會歌劇院的保留劇目，并可能在世界其他國家的歌劇院上演。

　　東方文化元素與西方主題

　　《秦始皇》的轟動，不僅因為大都會歌劇院是全球首屈一指的藝術(shù)機構(gòu)，而也由于《秦始皇》從內(nèi)容到形式都充滿了東西文化的水乳交融。

　　譚盾嘗試通過長城和兵馬俑這兩個西方歌劇從未涉及的元素，來探索愛情、歷史、權(quán)力、悲劇和希望的本質(zhì)——這些西方歌劇永恒不變的主題。

　　東西方文化的交融也體現(xiàn)在該劇的表現(xiàn)形式上。它融會了西方傳統(tǒng)歌劇和川劇、京劇、秦腔等劇種的精髓，既保留了西洋歌劇的發(fā)聲方式，但依然可以聽出民歌的轉(zhuǎn)調(diào)與戲曲的聲腔。

　　譚盾是大都會歌劇院歷史上第六位委約作曲家，他試圖讓作品兼具“陽春白雪”及“下里巴人”的境界，并指出電影和歌劇本就是一對天生的兄弟。

　　“歌劇就是原始的電影。瓦格納、普契尼創(chuàng)造了一種移動的聲音的文化。張藝謀也是如此，他拍攝電影的手法帶有很強的歌劇色彩，他所做的就是讓電影回歸歌劇，或者說讓歌劇升格為電影。”

　　東西方文化交匯的沖擊也體現(xiàn)在演員身上。12月21日恰好是多明戈66周歲生日，而秦始皇也是多明戈在大都會歌劇院數(shù)十年演藝生涯中第一個原創(chuàng)性的歌劇角色。

　　在演出結(jié)束之后舉行的首演慶功會上，他深有感觸地說：“我習慣了唱西方歌劇，用譚盾創(chuàng)作的音樂扮演中國皇帝確實非常難。在排練過程中，譚盾給我看中國書法、水墨畫，張藝謀給我講中國歷史故事、示范京劇唱腔，使我了解了豐富的中國文化。”

　　超越東西方的“第三文化”

　　1924年英國詩人吉卜林寫道，“東方就是東方，西方就是西方，它們永不交匯”。直到20世紀末，美國學者亨廷頓仍然認為東西方文明的差異是當代世界沖突的根源。

　　中國翻譯家傅雷也曾說：“東方人與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綜合，重歸納，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重分析，細微曲折，挖掘惟恐不盡，描寫惟恐不周。此兩種Mentalities 彼此殊難融合交流�！�

　　譚盾的成功事例表明，東西方文化之間并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其實，那些真正能夠獲得國際性聲譽的華裔藝術(shù)家大都是能夠深入體察東西方文化并超越這種差異的人。

　　傅雷之子傅聰對唐詩爛漫情懷的體察，無疑有助于他對蕭邦鋼琴曲的演繹。李安如果沒有對西方文化和社會的透徹了解，肯定無法進入奧斯汀的世界和當代美國中產(chǎn)階級的心靈，從而拍出《感性與理性》或《暴風雪》的電影。

　　文化研究學者認為，對民族國家文化和東西方文化的理解和超越，構(gòu)成了深具創(chuàng)造性的“第三文化”的基礎和主要特征。它不屬于某個國家和民族或東方與西方，而是在融合與創(chuàng)新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化。

　　譚盾對《衛(wèi)報》表示，東西方之間并沒有截然不同的界限，他自己正得益于東西方文化的融合和在此基礎上的創(chuàng)新：“你可能將巧克力和香料放一起做成一道新菜，但如果這道菜中的巧克力仍是巧克力的味道，香料仍是香料的味道，對我來說就沒有太大興趣了。人們只會稱贊我是一個勇敢的廚師，除此之外，再無其他。而我想要得到的卻是一種全新的味道，一種既不是巧克力也不是香料的味道�！�

　　因此，譚盾的一加一所得出的一是個全新的元素，而非前二者簡單的綜合。

　　第三文化的出現(xiàn)不僅挑戰(zhàn)了傳統(tǒng)的東西方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也令人反思中國文化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觀念。

　　“雜種”被認為是中文中最臟的十大詞匯之一。它其實反映了人們對純粹、純種的推崇，但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互為交織的時代，這已變得越來越不可能；當代文化的創(chuàng)意經(jīng)常來自“雜種”的較為文雅的別稱——混雜性(Hybridity)，而它已成為一個褒義詞�！　　�

　　文化創(chuàng)新的外在氛圍

　　當然，能夠超越東西方文化并進而創(chuàng)新的人畢竟只是少數(shù)。他們不僅通曉雙語和雙文化，并且具備了世界的眼光。在構(gòu)思《秦始皇》的頭四年中，譚盾完全沉浸在西方歌劇之中，聆聽了所有重要的歌劇作品，同時觀看了這段時間里在大都會上演的幾乎每一場歌劇演出。

　　譚盾說秦始皇自認是天下的皇帝，而他本人自己則要做“天下的作曲家”。他告訴美國記者，“我是一個中國版的馬可•波羅。我來自一個截然不同的文化國度，然后在這里又接觸到了一種傳統(tǒng)。我讓兩種不同的文化進行融合、擁抱。”

　　東西方文化的交融從電影、音樂到美術(shù)的全面發(fā)展，除了個人的天賦和努力之外，有利的大環(huán)境也不可或缺。1950年代至1980年代冷戰(zhàn)和中國的封閉極大地限制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到了20世紀末之后，中國經(jīng)濟的迅速發(fā)展和它在國際上的崛起使其文化的影響力呈現(xiàn)出明顯的同步增長；世界各國對中華文明的興趣亦大為加強。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全球性的資本、人口、和觀念急劇移動的時代。目前世界上有1億6000萬人居住在他們的出生國之外。1978年之后移居海外的數(shù)百萬中國大陸新移民，正是這一國際性移民浪潮的組成部分。

　　與此前的華人移民大都是勞工或商人有所不同，新移民中有相當一部分在西方接受正規(guī)教育(譚盾獲得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對西方文化有貼切的了解。

　　當然，相關(guān)機構(gòu)的支持不可或缺。十年前的譚盾并沒有今天的卓著聲譽，當大都會歌劇院藝術(shù)總監(jiān)列文(James Levine)決定邀譚盾時并為此投入巨資時，他說這是大都會所做過“最冒險”的事。但是他同時指出，“這個東西方結(jié)合的產(chǎn)物，會最令人興奮”。

　　事實證明他是對的。

　　(摘自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作者：劉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