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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絕望與重生”

　　曾經，他為感染艾滋病迷惘、恐懼、無助，甚至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如今，他走過了那段心理危機，勇敢面對著“攜艾”的生活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金微采訪整理 我叫劉九龍，男，出身在江西農村。初中沒有畢業(yè)，我就到了珠三角打工。2005年，我開始發(fā)現自己有些不對勁——我身邊的朋友都喜歡女孩，可我卻喜歡男孩�？赡苁俏幕�水平不高，我并不知道這就是同性戀，后來在網上看了很多同性戀的介紹，我才慢慢接受自己就是同性戀這個現實。

　　“我本以為賣血才會得艾滋”

　　我只有兩次性行為，后來因為身體上的某些反應，2007年春節(jié)我回了老家。在當地醫(yī)院做了性病檢查，醫(yī)生在看了我的癥狀后，建議我去做HIV檢測。

　　3月27號，我在老家的市疾控中心做了檢查，4月2號收到了檢測報告。那天我永遠記得，愚人節(jié)剛過，我當時想：這個玩笑不會繼續(xù)吧？但收到檢測報告的那刻，我的心“咯噔”一下就下沉了。

　　我在醫(yī)院時還談笑風生，有位醫(yī)生說：“小劉，別看你現在這么淡定，說不定一出門，你的眼淚就會掉下來�！彼�說對了，不用出門，在轉身背對他的那刻，我就控制不住，眼淚不停地打轉。那天雨下得好大，陰暗的天空跟我的生命似的，看不見前面的路。

　　我并不是怕死，是想到了父母，一閉眼，兩個老人期盼的眼神，就在我腦海里，父親70多歲，母親60多歲。每年11月左右，他們就要問我什么時候回家過年，什么時候結婚。我知道現在已經完不成這個任務了。過去，我覺得艾滋病離我很遠，我以為只有賣血的人才可能得艾滋病，而且從不知道艾滋病會在我們這類人群中傳播，包括和我在一起的那個大學生，他也沒有做安全措施。

　　接下來的一個半月里，我分三次買了30片安眠藥。賣藥的店員問我是不是想自殺，他不敢多賣給我。說實話，我怕血，如果選擇流血的方式，可能會殃及無辜，安眠藥走了就走了，沒有什么。當時我并沒有想馬上自殺，后來知道了艾滋病不會馬上死，這些藥我先攢著，如果我哪一天不行了，就把這些藥給吃了。實不相瞞，這30片藥我后來確實吃掉了，但被搶救回來了。

　　在確診后，我一度非常絕望。在廣州時，我怕到人多、明亮的地方，那時我覺得燈光很刺眼，感覺是在嘲笑你，迫于壓力我回到了家鄉(xiāng)。

　　在家呆了兩個月，我不敢看母親的眼神，覺得對不起她。勞累了一輩子，不就是希望唯一的兒子能成個家，抱個孫子，真是不敢看，看到那種描寫親情的電視劇，都會流眼淚。

　　“機會屬于堅持自救的人”

　　后來，我在網上發(fā)現北京的治療條件好。當時想：死活都要去北京。那時我還有僥幸心理，再做一次診斷。2007年9月，我?guī)е�打工賺�?000元錢，瞞著母親說到北京治病。

　　在北京疾控中心，我最后做了次檢查，奇跡并沒有出現。10月的一天，我接到一個陌生的電話，對方第一句話就是：“請問你是劉九龍嗎？”

　　感染后，我的心理防線很敏感，我問他怎么知道我的電話號碼。他告訴我，他是疾控中心的一位志愿者，也是一位感染者。后來，他跟我講起了他的故事，我突然覺得原來生命可以活成這樣，是這位大哥讓我有了繼續(xù)生活的方向，抱歉的是，在這里我還不能說他的姓名。

　　之后，我經常參加一些感染者的交流活動，慢慢調整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北京佑安醫(yī)院的一位老醫(yī)生參加了一次感染者交流活動，我突然想到了母親，那時她還不知道我感染了艾滋病，而且我一直隱瞞著同性戀的身份。我是家中獨子，按照農村風俗，我早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母親在家四處幫我張羅婚事�？稍谵r村，請媒人介紹對象是要錢的。

　　2008年11月，在離開一年多后，我回到了家鄉(xiāng)。我告訴了母親：“我不適合結婚了，這些錢你們留著好好生活吧�！�

　　離開家時，母親說：“兒啊，你不是說這種病，在平時是不會那么容易傳染給別人嗎？那你就好好的繼續(xù)去生活，因為有你的眼睛在看這個世界，媽媽才能感受得到這個世界的溫暖，千萬別想不開�！�

　　帶著母親的鼓勵我來到北京，但是我只有初中文化，在北京很難找工作，曾經找過一份體力活，同性戀的身份暴露后立即被趕走。

　　但在北京這座城市，我收獲更多的是感動，沒錢的時候，有善良的人們幫我，無助的時候，他們鼓勵我。特別是那位大哥，他曾經如此鼓勵我：九龍，你一定要記住，上天更愿意把幸福的機會賜予堅持自救的人們。

　　我很感謝這座城市，當初，我從南方帶著愧疚、自責、不甘、恐慌和懦弱來到這里！在這里，我經歷了生與死的蛻變！學會了勇于去面對自己，珍惜生活，不放棄！

　　“我只希望有生之年做點事”

　　2009年9月，我再次準備回老家。在離開北京前，我想艾滋病所遭遇的歧視，大概會滲入到以后生活的每一天，人不會是永遠幸運的，這是我對生活的感受。

　　回家后，跟家人和鄰居講解艾滋病毒的傳染途徑及特性時，我并沒有遭到歧視。倒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門，他們的態(tài)度有些不一樣。

　　我母親年邁，加上農村收入不高，我想到鄉(xiāng)政府領低保。當鄉(xiāng)民政所所長看到我在申請原因上寫著“艾滋病”時，所長直接把門關了起來，根本不讓我進去。

　　后來，我了解到顧長衛(wèi)導演正在籌備一部反映感染者真實生活的公益紀錄片，并四處尋找感染者，我主動聯系了劇組，劇組派趙亮導演到我家鄉(xiāng)拍攝。記得趙亮在村里拍紀錄片要到祠堂取景，村里人第一次看這種場面，紛紛聚過來，三言兩語議論著。在他們拍攝時，村民們最關心的還是我的婚姻，他們都敦促我盡快結婚，完成續(xù)香火的任務。我當時就調侃地說了句：我這輩子不會修那么長的路了(我父親在家修了一輩子路)，但我決不會去害人也不會騙人。

　　現在，我正在籌建江西關愛組織——“愛溫暖家園”。我希望把北京這種充滿人文關懷的NGO模式帶到這個中部省份，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開展人文關懷的工作，而江西省目前還沒有這樣感染者組織。

　　心理干預曾讓我走出危機，我相信一些關愛組織是有用的，這里會為艾滋病毒感染者搭建一個相互交流，心靈休憩、停靠以及相互支持的家園。我希望能夠和那些對生活絕望的感染者一起成長，也歡迎通過我的博客和我分享交流。

　　我不知我能做多少，我只希望有生之年做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