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忘言

　　“當中國在重塑世界中發(fā)揮其作用時，我們的世界將會是什么樣子還顯得混沌不清。但是，通向那個未來世界的旅程注定是顛簸坎坷的�！弊钚乱黄诿绹�《新聞周刊》用上面的話作為關于中國的封面故事的結束語。

　　這本周刊用長達6頁的篇幅介紹了未來地緣政治中中國可能發(fā)生的變化，談到了環(huán)境、貨幣、互聯網、貿易、空間、氣候等等方面，認為“這個中央王國正在重書全球的規(guī)則---向對自己有利的方向�！�

　　另一家美國知名時政周刊—— 《時代》周刊，在以《泡沫、泡沫，辛勞和麻煩》為題大篇幅介紹了中國房地產市場后，在“對未來10年的10個看法”中也專門提到了“中國和美國：不或缺的軸心”。擅長造詞的美國人用一個新詞“亦敵亦友”(frenemy-ship)來描繪未來十年的中美關系。

　　隨手翻翻，中國已經成為西方主流媒體必談的熱門話題，報道也從金融危機時更多關注經濟話題向更廣泛領域擴展，比如所謂中國的新民族主義。

　　通觀這些評論，可分為兩類：

　　中國的發(fā)展影響到了傳統西方的利益，舉凡人民幣匯率、貿易摩擦、能源紛爭可以歸并到這類；

　　較新的觀點是，西方部分人士認為中國的發(fā)展將挑戰(zhàn)西方價值觀，其中代表之一是《當中國統治世界》的作者馬丁•雅克，他認為中國的崛起將傾覆西方自“啟蒙年代”以來所推崇的原則。

　　中國的發(fā)展讓西方的中國觀察家和通過這些觀察家對中國有了越來越濃厚興趣的人感到喜恨交織，又有些手足無措。中國在他們眼中是“他者”，不屬于他們體系的成員，“中國道路”也是迥異于西方道路的另一條路徑，雖然連他們也不得不承認這條路徑的有效性。

　　但中國又不是一個純粹的對立面，不像“冷戰(zhàn)”時期的蘇聯那樣，是個可以從經濟上遏制、政治上聲討的“靶子”。相反，中國在眾多領域可以而且必須是個合作對象，雖然在不少情況下西方世界還有不情愿的成分。更讓他們難受的是，在某些情形下，要“順著”中國提出的思路去做一些改變，而這對他們來講“是史無前例的”。

　　所有這些矛盾糾結在一起，就有了越來越多的聲音和騷動：

　　一面說中國傲慢、強硬，沒有興趣去追隨某一個國家的領導，同時又將這樣的現象歸因于中國“內心深處的不安全感”；

　　一面強調中國應當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特別是在要中國掏出真金白銀的時候，一面又批評中國不負責任，沒有耐心去按既有“規(guī)矩”辦事，因此要“施壓”。

　　中國更成了轉移一些國家國內問題視線最方便的“靶子”。最新的例子，就是指責中國貨幣的匯率成為美國工人失業(yè)的“禍首”，是“被操縱的貨幣”讓他們丟了工作。

　　世界在變。黎塞留時代就開始誕生的民族國家至今仍是全球地緣政治版圖的主體，維護各自民族國家的利益至今仍然是各國政府的首要任務，不同的是為了維護這樣的利益所能為之調動的資源和手段。工業(yè)革命以降，不斷創(chuàng)新的手段，為西方國家開發(fā)并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資源，也讓他們成了全球規(guī)則的主導者和制定者，不斷強化這樣的優(yōu)勢已經深深滲透在他們的骨髓中。兩次世界大戰(zhàn)，讓他們也在反思調整利益的方式，但更多是在他們的體系內。而“冷戰(zhàn)”的結束似乎再度讓他們確認了他們所選擇的路徑的唯一性、普世性和他們與之相配合的手段和合法性。于是，基辛格博士眼中那個“新的、前所未有的世界格局”，讓他們感到了嚴重的不適應。

　　在“彼此依存”的世界，利益交匯是常態(tài)，需要調整和改變的是認定自己具有唯一性的心態(tài)和表達方式。利益的獲取和利益的讓渡表面看是矛盾的，但在東方智慧中，這兩者有著一定的內在統一性。中國在經歷了許多痛苦和掙扎后，有了調試與世界相互關系的思路，其中就有東方智慧中所蘊含的溫和、協商，而不是侵略、施壓。既然“硬沖突”是各方都不接受的方式，那未嘗不可以嘗試著在利益沖突時更多參考東方古老的智慧。也許看清這些，可以減少些矛盾和糾結，而去共同擁抱世界的未來。

　　至于中國人自己，面對這些聲音和騷動，溫家寶總理已經講得很清楚：“人或加訕，心無疵兮�！�

　　(摘自《瞭望東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