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學教授王以銘今年70歲，已從全國工商聯副主席職位上退休，我們在他曾任董事長的民生保險公司辦公大廈頂端26層會客廳坐下，看飄窗之下北京三環(huán)路上車如流水，那仿佛是30年前他初訪美國研修時看到的情景。他為30年前的那段經歷而欣慰，從那時起，他的事業(yè)騰飛起來，而且和祖國改革開放偉業(yè)水乳交融。

　　他出生在上海，1956年畢業(yè)于育才中學，剛畢業(yè)就被選拔為海軍航空兵飛行員。訓練一年，在高空中跳過傘了，臨到要放單飛，才發(fā)現耳朵有了一些毛病，結果復員進入上海復旦大學物理系，去追尋他的科學家之夢。

　　他的學業(yè)從小學起一貫優(yōu)秀，本科畢業(yè)后接著上研究生，距離實現科學家的夢想眼看近在咫尺。豈料“文革”所至，蹉跎十年。這位北京工業(yè)大學教師發(fā)現自己距離去做一個大科學家的夢想漸行漸遠了，這時“文革”結束。1978年9月，選拔出國留學生訊息傳來，他被系里推薦參加外語考試。

　　王以銘從小學就開始學習英語，到高中學了俄語。在大學里，他努力攻讀英語、俄語、德語科學文獻，讀得最多的是英語文獻，還閱讀了大量英語小說和歷史文化書籍。即使在“文革”歲月，他依然堅持學習。機會總是垂青堅韌不拔的人，王以銘復習了十來天，就以優(yōu)異成績通過了全校和全國赴美訪問學者英語考試，進入首批赴美留學的團隊。

　　得知即將赴美的消息，王以銘無限感慨。他惋惜自己最好的科研年華被“文革”消耗掉了，這年他已40歲了。但是，東隅已失，桑榆非晚，自己還有一段堪稱寶貴的時間，還可以大有作為。

　　首批赴美學習的團隊分為5個臨時小組，王以銘被委任為第5小組組長。環(huán)顧身邊的同行者，王以銘發(fā)現他們大都有著和自己相似的經歷——扎實的專業(yè)基礎和在動亂年月里堅持不懈的學習。他深深地感到，一個新時代開始了。

　　來到華盛頓不久，鄧小平訪問美國，王以銘參加了迎接這位偉大政治家的幾次活動，近距離細細觀察這位領袖。他又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赴美留學是鄧小平決策的一個結果，一定要努力學習，早日歸國服務于國家。

　　根據他的意愿，加上復旦著名教授謝希德的推薦，王以銘來到麻省理工學院物理系，主要從事理論物理研究。

　　研究過程中，他特別關注麻省理工學院是怎樣組織和開展教學和科研的，去發(fā)現人家和國內大學教育的同與不同。那時，王以銘感到反差是強烈的，因此也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他經常和美國教師們討論這些內容，了解這些過程的來龍去脈。

　　在國內時，人們常常說到美國人學習比較輕松，美國人自己也說那里的中小學水平不高。王以銘則親身感受到，在麻省理工學院聚集了一大批勤奮學習、勇于探索的青年人，其中有來自世界各國的學生，但多數是美國青年。沒有先進的教育制度，無以解釋美國科學技術和人文學術的先進。王以銘辦公室隔壁有一位年輕的研究生Robert Laughlin，是參加過越戰(zhàn)的復員軍人，已經成家，靠國家資助攻讀博士，開一輛微型德國大眾牌汽車。他是一位勤奮努力、思維敏捷的學生，王以銘和他討論得很多。后來，他獲得了諾貝爾物理獎，王以銘既為之高興，也覺得這是一個可以料想的結果。

　　歸納留學美國的收獲，王以銘談到兩點，一是物理學專業(yè)方面，他參加了一些科研，提高了專業(yè)認識。二是增加了對美國高等教育和社會的認識。王以銘說：“我在美期間，恰好中國正處在一個大變化時期，訪問研究打開了一扇窗戶，使我看到世界上另一種模式的國家和社會。‘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容易片面，知一知二才真正能舉一反三。’中西方文化交流促進了自己的思考。比如說，中文是美好的語言，學習了英語，就認識到原來英語也是一種美好的語言。對同一種事物，可以用不同的語言表述，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和思想習慣。反過來，對中文也會有一種新的認識�！�

　　王以銘在美國研修一年半就提前回國了，他感到國內有太多的事情等著他做。麻省理工學院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丁肇中教授向王以銘提及，是否考慮在這里拿個博士學位回去？王以銘笑著對丁先生說，年過四十就不必“浪費”寶貴時光念學位了，如果給我機會，我不是花時間拿博士學位的問題，而是指導博士生的問題。至于美國，我還會來的。就這樣，他成為52人團隊中最早完成預定學業(yè)后歸國的。

　　歸國以后，是王以銘事業(yè)的黃金年代，他很快成為教授，擔任北工大電子科學系主任、北工大副校長，1992年擔任國家技術監(jiān)督局副局長，2000年擔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2003年兼任民生人壽保險公司董事長。他還是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談及這些經歷，王以銘認為，30年前赴美訪問研究，是他人生的嶄新起點。30年間潮漲潮落，他感到當年的同行者都沒有辜負使命。如果還能再度聚首，當是人生快事。(錢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