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jīng)書面授權)
文人朋友只可坐而論道，真有敵人雄赳赳打來，文天祥不多，史可法也罕見，倒是秦檜居多。就不是秦檜，他也準就先逃了。
不知什么時候，不知怎的，變成了文人，而且是名人。這就“抖”了起來。會議坐前排，作文有約稿，動輒在報上電視上晃晃。隨之而來的，逛一逛商場，便招徠四周異樣的目光。小攤上買零用物件菜蔬小吃什么的，貴賤買了就走，不敢爭價，怕小老板認為自己“尊范”，怕出逸聞。有一次到公園劃船，帶妻女登舟揮槳，岸上忽然有尖眼人指著說：“那是二月河——寫《康熙大帝》的！”他這一提醒，許多人也都認了出來，三五成群手指目睨評頭論足，像是在看動物園新到的一頭大河馬。心里緊張，目光張皇，鼻尖出汗，槳也不聽使喚，只好攜妻女棄舟落荒而逃。
這固是一種風光體面，然而我受不了。為了某些鮮花和微笑，浮名沫利、掌聲和桂冠，丟掉最原始本能的自在，拋卻恬適悠游的天性，連嬉笑怒罵發(fā)脾氣溫存友誼敦于愛，都要錙銖較量，或顧及自矜于“身份”和形象，或迎合媚取于眾人對自己的期望值，在“心秤”上一稱，立即覺得不上算。我還沒有高尚到蔑視名利的份上，更無意輕看對我青眼有加的普通讀者觀眾。我是說好好一個人，偏偏佛像裝金，貼得金箔紙寶樣莊嚴，好好一個男人涂脂抹粉，好好一個女人憋粗了嗓門說話，無論如何都帶了“妖”氣。
雖說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仔細考審去，大英雄固然極少，真名士更是寥寥。乾隆皇帝下江南，見揚子江上檣櫓如林，舟船似梭往來，對隨侍的圓空和尚說：“好多的船！都航到哪里去呢？”圓空回說：“老衲在此，每日只見兩條船。一條名船，一條利船�！鼻Υ嘶卮鸫鬄橘澷p。
這位光頭大師算是會思想事情：人生在世名利二字，咬定了這兩條，大抵說不差。只難為他老和尚在碼頭上望洋悟禪，竟能對世情參詳如此透徹。
然而，若是立在一個更宏觀、更世俗的角度，求實地看，這個說法又不確了。為名韁利鎖所縛的，大抵只有商場文場兩種人以及與此兩類人相關的人情事物。那些蟄居窮鄉(xiāng)僻壤，“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老農(nóng)農(nóng)婦，謀一餐食、一瓢飲的卓辛勞作人，是否可劃為圖名逐利，大可值得懷疑，就是上船的人，購置農(nóng)具的，賣繭買桑的，求醫(yī)問藥的，走親串友的甚或進廟燒香還愿祈平安的，似乎也劃不進這范圍。
可否這樣說，大多數(shù)的蕓蕓眾生，圖溫飽圖小康，這叫“生存場”；一小群已不憂生存者，出而競爭，是謂“名利場”。生存場中人掙扎出來，進入名利場者盡有，從名利場敗落下去，回歸“生存場”，或者隱藏深山大洋，當隱士，吃名利場留下的利息的也不少。
這里很難“全面闡述”其中升降沉浮，各個位處的種種態(tài)勢，厘剔類別，單就“名場”里邊就分了“宦�！�、“文場”、“藝場”各色各樣，還有各個場都有的紅角黑角、幕前幕后、配享雜拌幫忙幫閑諸如種種難以一而足。里邊各角色況味不一，就如文章開頭說的，“做人難”就是——你想好好的，平常人平常心做平常事——比如穿一樣外觀不甚雅，其實十分柔軟舒適的舊棉襖轉悠轉悠，比如領紐未扣打了領帶，比如一身西裝卻又平底布鞋，都在眾目睽睽之下，為人月旦，你道很好受嗎？
“生存場”的人會說：我樂意。我聽貧賤之交說過，不加解釋，只是莞爾。這畢竟是一種寶貴愁，有點像達官貴人發(fā)愁沒時間寫詩，吃慣了魚肉的想一口老咸茶，賓館里住膩了向往雞鳴犬吠的鄉(xiāng)間農(nóng)舍。《夢溪筆談》中講一位得意紅翰林，他給皇帝起草詔誥，寫了幾稿都未能使上頭滿意，懊喪出朝，見一位窮叫花子在墻根下曬暖捉虱子，完全徹底的悠閑，無憂無慮。這位翰林就歆羨得不得了。但他畢竟沒有放棄他的官位去討飯，我也不可能放棄我的幾部書的著作權去拉板車。就人類本來的面目而言，其實就是在追求一種不可能的完美。富有富愁，窮有窮愁。如此而已。
二者皆愁，一樣了？沒有那回事。功名富貴鉛華舟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都歸權勢富貴風流名士所有，盡管有“愁”也還是趨之若鶩。到窮了，就叫“窮愁潦倒”。身上衣口中食都成問題，那一點悠閑瀟灑自在饑腸轆轆中恐怕抖不起來。
盡管如此，在謀到一定的稻梁，有一份穩(wěn)定的衣食，我還是想把心更貼近一點破亡屋里的潦倒人。我還沒有修煉到“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境界，但覺得目光多注視一下底層引車賣漿之輩，一是可以使自己的心態(tài)更像個人，二是更能安道樂業(yè)。人，一富起來常常會變，變偉人不去說他，更多的就變了“神”——這猶可存案，有的變了“鬼”，變了豺虎，那就悲哀了。
《聊齋志異》中講到那位曾為龍女傳書的柳毅。傳書成名人，又做乘女婿，成了神，接了洞庭君的龍位。但柳毅是個文弱書生，就像戲上見的那樣個小白臉。有了官位卻鎮(zhèn)壓不住夜叉水鬼并魚鱉蝦蟹等水族。到底是文心周納，柳毅便做了一副假面具，樣子十分獰惡，戴上面具料理龍宮事務，倒也指揮如意。那些烏龜王八就這樣，你戴上面具，兇神惡煞也似，他就聽你的——結果久而久之，柳毅的假面和真面合二為一在了一處，再也搞不掉了。
這個故事是有點意思的。有位做官的朋友和我促膝談心，說到“架子”問題，他不無苦惱地說：“不當官時憎恨官架子十足的官僚。當了官才知道沒這玩意不成。有些人，向他擺架子他怨你，和他‘打成一片’他又腹誹你，甚或放肆得沒上沒下‘根本指揮不動’，所以，為了工作，該擺還要擺�！甭�(lián)想到柳毅，不也是“為了工作”？就真實的社會情勢而言，多數(shù)人心里還是渴望和期盼真誠，但“真誠”這東西一放在名利場，顯得那么脆弱，那樣蒼白無力，那樣無用，聰明一點的，便戴面具，這只一宗不好：戴得久了長在臉上變成了他的一個組成部分。說來也真奇怪：穎悟、靈秀、明慧、風趣、優(yōu)雅、爽健，這些極美極好的素質與宦場無緣，就是文章也一樣，一般而言，文章做好了就要“害爵”——官星不旺。豈止文章，什么樣常人喜愛的常性，都“憎命達”。因而又有“人無風趣官必貴，案有琴書家必貧”之說。
這是因為他成了“神”，不剝脫了人性，神位坐不牢。
如今是連和尚也有“處級和尚”、“科級和尚”的了，謬種花樣層出翻新。文人也有這個級那個級，被名利枷套得死死的。上睥下，下趨上，蠅營競奔，從心理角度說與官場宦海并無二致。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的物欲橫流，使名利二字和金錢扭結在一起，賣豬頭肉的在電石燈下點鈔，會說“我是部級干部收入”。而許多道貌岸然的達官名流也真的垂涎那些揮金如土的大款，計算自己的積蓄，計較往來禮節(jié)的實惠，有了守財奴的味道。病態(tài)的心理加之病態(tài)的世情，使許多不同層次的人格扭曲變形，就像金屑和糞土被屎殼郎一股腦兒團成了圓蛋——成了無法正確評估的——混蛋。
我歷來不大恭維文人，成了文人，又惴惴于自己真的墮落了，變成文人。已經(jīng)有人說我“狂”，按我自己的說法，是“囂”，我以囂避囂，而囂以為應該囂囂相通，既不相通，避囂也就成了囂。這本是一種自衛(wèi)——是脆弱無力的表現(xiàn)，反被視為囂張，用一句文言話說：“其可怪也歟！”
就算是在宦海中沉浮升降，在文人名利場中廝混，也不是什么丟人事。之所以“避囂”，除了覺得太費心，人格付出太多，也真是怕了“那眾人”。無論事業(yè)成就大小，諸朋友前總謙虛“哪里哪里，豈敢豈敢……”和他空應酬，就是這一套，要真的“不吝賜教”起來，沒有幾個不“色變的”。像小孩子的雞巴，或大人吃足了媚藥……那活兒。一招惹便勃然而起(包括搔到癢處的興奮歡喜)誰敢亂觸？夫非常之人乃有非常之事，我愿我是平常人，愿是一顆平常心，惟退避三舍而已。
和特別杰出的人不好打交道。就算是孔子，不講溫情，和你整日仁義禮智信說起，是朱子，開口閉口“存天理滅人欲”地鬧起，交起朋友況味如何？交個阮籍那樣的朋友，一句話說錯，甚或碰巧他吃醉酒昏頭厭與人語，就翻白眼。就是李白吧，讓你給他脫靴磨墨，(順便說一句，高力士絕非脅肩諂笑的小人)恐也使人不堪忍受。中國獨特的歷史文化所囿，文人只是政治權勢場中的附著物。文天祥史可法聞一多朱自清那樣風骨的并不多。阮籍傲睥狂放，“口不臧否人物”，李白詩才豪放，你讀讀他《與韓荊州書》，還有一股可憐兮兮的媚氣。文人朋友只可坐而論道，真有敵人雄赳赳打來，文天祥不多，史可法也罕見，倒是秦檜居多。就不是秦檜，他也準就先逃了。
算了，先打住了。(文 / 二月河 摘自《二月河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