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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分裂國家法》出臺后，臺灣島內與兩岸之間發(fā)生了兩件大事，引起了人們極大的關注。

　　一、“326游行”與江丙坤參訪大陸的象征性意義

　　對于“326游行”，盡管島內對參加人數爭執(zhí)不一，但這次游行表現出綠營整體的綜合性弱勢是有目共睹的。這里有人數、規(guī)模的縮水，也有情緒、氣勢的低迷，但更重要的是內容、綱領的空洞。

　　號稱“反反分裂”的游行卻不敢明確提出“分裂”的綱領，只是用“民主、和平”等空泛的口號避實就虛，使整個游行顯得“文不對題”。反而是許文龍當天的“一中表態(tài)”即明確又實際，使人有“千軍易得，良將難求”的感慨，更從反面襯托出游行的尷尬與無奈。這種狀態(tài)表明臺灣島內的急獨勢力已經是強弩之末，持續(xù)幾年的所謂“臺獨”正名運動已宣告破產，“急獨”、“顯獨”的鬧劇將劃上句號。這個句號是兩岸人民(特別是臺灣人民)在《反分裂國家法》的強大背景下劃下的，也是國際社會所樂見的。

　　與島內的重大變化相呼應，兩岸關系也由江丙坤率團參訪大陸出現了重大的轉機。盡管江丙坤僅僅是在野黨副主席，但國共隔50多年正式見面，印證了臺灣問題為內戰(zhàn)遺留的性質所在，從歷史及邏輯上而言都是順理成章的。所談都是具體的民生、經貿問題，每一項都是兩岸人民福祉所在，都是國際社會期望所在，都是兩岸今后走向的關鍵所在，的確極為重要。

　　如果說“326”是“急獨”的終點，江丙坤參訪大陸就是兩岸對話的起點。江丙坤此行既打翻了一壇醋，使民親兩黨酸意濃濃，但也給民親兩黨鋪就了一條路，使“扁宋會”更便于落實。親民黨本來是主張兩岸對話最有力的一支，宋楚瑜犧牲自己搞“扁宋會”其實就是想在兩岸關系上發(fā)揮作用。陳水扁則是在島內及美國壓力下，希望找一個臺階緩和島內及兩岸關系，由于民進黨目前不可能馬上放棄“臺獨”黨綱。棄綠營的選票于不顧，只得藉助宋楚瑜來走兩岸關系這步棋�？梢哉f，參訪大陸正是“扁宋會”的題中應有之意，江丙坤此行與其說是搶了一個風頭，不如說是打了一個“前站”。

　　二、臺灣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目前臺灣有三條多米諾骨牌系列：一是政治人物爭先訪大陸，一改前幾年談“中”色變的局面。江丙坤之后是連戰(zhàn)，宋楚瑜等何時動身也應是指日可待。真可謂“問君今年何處游，恰似一江(江丙坤)春水向西流”。

　　二是綠營大老紛紛倒戈，許文龍“326”的“一中表態(tài)”、施振榮辭退“國策顧問”必有連鎖反應，這既為泛藍的動作解了套(不怕再被誣稱“賣臺”)，也為泛綠的“變通”打了伏筆。

　　三是以春節(jié)包機起步的兩岸經貿關系，一旦步入新的發(fā)展跑道，農產品登陸、貨機直航等將一發(fā)而不可收，而且會逐漸涉入世衛(wèi)組織等重大政治議題。

　　三條多米諾骨牌最終會鋪成一張圖像：“急獨”退出舞臺，對話成為主流，2300萬臺灣人民與祖國大陸的開放發(fā)展緊密相連，全面建構利益共同體。這可能是一個長期、復雜的發(fā)展過程，但一旦步入這個良性互動軌道，就會呈現出一種“不可逆性”，因為這是兩岸人民及整個國際社會的共同期盼。

　　 三、實現兩岸會談是兩岸政治家的共同責任

　　江丙坤此行使兩岸各界感到震動。但“耗子拉木掀，大頭在后面”。國共基本沒有涉及兩岸重大議題，這只有等當局或授權者來才好談，而且達成的共識也需要行政當局的配合才能實現。因此民親大可不必吃醋，你是主角就有出臺的機會，問題是要做好準備、發(fā)揮主角的魄力與能力。北京在江丙坤參訪后立即邀請宋楚瑜來訪，既是對親民黨兩岸政策的肯定，有利于鞏固泛藍的團結；更是對“扁宋會”共識的期待，展現了北京并未放棄“寄希望于臺灣當局”的主張，想必陳水扁不會視而不見，無動于衷。因為北京的態(tài)度也代表了島內的主流民意及國際社會(如美國)的要求。如果說反分裂法是堵死了臺獨的路，那么從胡錦濤講話到近來北京的運作則是邁開了兩岸對話的一步。這是兩岸關系轉變的重大契機，機會將永遠留給有準備、有智慧、有勇氣的人們。

　　今年是臺灣光復60周年，啟動兩岸會談，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破冰之旅，實現兩岸關系的重大轉變，使兩岸人民時隔60年再一次感受同為中國人的尊嚴，是兩岸政治家的共同責任，面對歷史，我們責無旁貸。

　　來源：日本《中文導報》 作者：庚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