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天前，中國人民大學宣布，將組建國內高校中的第一個國學研究院，首期將于今年9月正式招生。

　　在校方的宣言里，似乎這是國內高等教育開天辟地的頭一遭。熱衷的討論者們似乎也淡忘了，早在10年前，人大就曾經辦過“文史哲試驗班”，而在11年前，北大也招收了他們首批“文科試驗班”的學生。這兩者的共同之處是，都被民間稱為“大師班”。

　　遺憾的是，這兩個“大師班”沒有滿足人們的期待，在幾年后就陷入了尷尬。原本設置的八年一貫“直博”學制，幾乎無法實現。

　　當年人大試驗班的學生給出的理由是：讀那么多年有什么用呢？目標中的“大師”并不能保證我們找到一份好工作。于是，很多學生在完成了本科學業(yè)后，就匆匆畢業(yè)了。

　　北大96級文科試驗班的一位畢業(yè)生回憶說：我們全班30人，除了為數不多幾人出國外，都被保研。但在完成3年的碩士研究生學習后，選擇在本校繼續(xù)讀博士研究生的，只有不到5人。

　　他說，剛入本科時可謂“風光”，被人們呼為“大師種子”。但在班級內部，約定俗成的自嘲語卻是“大虱班”。那是因為，隨著學業(yè)的進程，在他們心里，所謂“國學”、所謂“大師”的方向感逐漸模糊。

　　這些當年的“大師種子”不了解的背景是：

　　1991年初，在有原國家教委社科發(fā)展研究中心和北京高校部分教師參加的“如何正確對待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學術座談會上，許多學者嚴厲指出：“近幾年來，在理論界、學術界、文化界和社會上重新泛濫起一股以‘反傳統(tǒng)’為時髦，乃至全盤否定民族文化和全盤肯定西方文化的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思潮，這股思潮給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設帶來了十分惡劣的影響。”

　　這種危機意識給傳統(tǒng)文化研究注入了極大動力。

　　1993年5月，由北大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中心創(chuàng)辦的《國學研究》年刊第一卷出版。3個月后，《人民日報》刊登整版報道：《國學，在燕園又悄然興起———北京大學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散記》。編者按說，“國學的再次興起，是新時期文化繁榮的一個標志，并呼喚著新一代國學大師的產生�！�

　　北大教授季羨林看到報紙后很興奮，建議趁此良機抓緊成立北大國學院，把傳統(tǒng)文化的研究推進一步。

　　于是，這樣一個肩負著國家和民族重任的人才培養(yǎng)計劃，在中國大陸上風生水起。北大、人大等重點大學，都紛紛成立“國學班”。

　　此后，季先生轉赴清華呼吁。1999年，清華開辦“中西文化試驗班”。季先生曾親赴授課。

　　計劃趕不上變化。2001年，北大校方決定：取消“文科試驗班”的招生，實行新的“元培計劃”———低年級的通識教育，高年級寬口徑的基礎專業(yè)教育。北大教授、中國文化書院院長湯一介對此感嘆：“‘試驗班’不能算是一個成功的范例……”

　　的確，能不能出大師并不僅僅依賴“大師班”，而是全社會是否有崇尚國學的氛圍。

　　一個成功范例是80年前的清華大學國學院，聲震環(huán)宇的四大導師，一大批“讀書種子”，成就了國學最初也是最后的輝煌。這種成功，很大程度上緣于王國維等國學大師，認為，舊邦能夠開出新命，他們所傳播的國學完全有能力與其他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對話”。

　　然而事易時移，在去年的“甲申文化宣言”中，人們只看到了一個孱弱而蕪雜的國學背影。

　　是為了留住這個背影嗎？記者試圖向人大校方求證。

　　致電校辦后，被“介紹”到文書科，之后又被文書科“指導”到宣傳部。在這之后，我們無從得知，人大目前的主政者是否研究過前任制定的“大師班”培養(yǎng)計劃，是不是在對這一計劃有所分析和判斷后，才決定組建新的“國學院”。(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徐百柯、江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