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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幾乎每天都會有人員犧牲。對于同伴的失事，我們在心里都會有些難過，但同樣的事情隨時會發(fā)生在我們自己身上，所以根本無法考慮那么多，只想著能順利完成任務，趕快趕走日本人”

　　龍啟明，1923年生于香港，畢業(yè)于香港英皇學校。1941年考入香港政府工學院，1942年加入美國空軍第十四航空隊(其前身即人們所熟知的“飛虎隊”)，并于1943年～1944年間，執(zhí)行“駝峰航線”運輸任務，當時只有20歲。

　　抗戰(zhàn)勝利后，龍啟明進入中央航空公司，1949年，身在香港的龍啟明參加“兩航起義”回到大陸，1952年轉(zhuǎn)業(yè)進入重慶鋼鐵廠，現(xiàn)退休居住重慶。

　　那段出生入死的日子，對龍啟明來說，終身難忘。

　　逃離香港

　　我從小生在香港，長在香港，小學中學都是在香港讀的。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fā)，日本人占領香港。我當時已經(jīng)進入香港政府工學院(現(xiàn)在的香港理工大學)電機工程系。日本人進入香港之后，虐待侮辱中國人，香港的每個街口都有站崗的日本兵，中國人路過的時候都要給他們鞠躬才能通過。

　　后來，日本人開始在香港拉壯丁，我父親就讓我和哥哥趕快離開。就這樣，哥哥先我一個星期離開香港。我隨后和幾個同學一起到了澳門，當時澳門還是中立地區(qū)。當時我聽說華僑學生到大陸念書不需要交錢，還有飯吃，這個條件對我們吸引力很大，我們就想能夠回到內(nèi)地繼續(xù)念書。我和兩個同學一起先走到當時的廣州灣，隨后又步行七天到了廣西玉林，再轉(zhuǎn)汽車、火車，這樣，從澳門出發(fā)，差不多一個多月的時間，才到了桂林，當時已經(jīng)是1942年6月。

　　在桂林的時候，我去登記考大學，隨后考取了廣西大學，但沒想到念大學并不免費，要交2000多塊錢。當時我身上根本沒有錢，于是就放棄了念大學。1942年的時候，桂林已經(jīng)聚集了很多逃難來的香港人，因此桂林也被稱作“小香港”。我們這些逃難出來的青年就住在當時的青年會里，那時候住宿是5毛住一晚，7毛一頓飯，生活比較清苦。一天我正無聊地在街上瞎逛，看到報紙上刊登有招收留美空軍的消息，自己生活正是沒有著落，就想試試看。我把自己的衣服賣掉，才湊夠400元報名費。

　　空軍的考試有數(shù)理化、英文等內(nèi)容，我小學中學都是香港英皇學校讀書，那個學校是當時香港最好的學校，所以我這些學科的基礎都很好，這幾門考試很輕松就通過。但是還有一門考試內(nèi)容我從來沒有接觸過，就是要考國民黨的黨義，類似現(xiàn)在的政治課。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些內(nèi)容，后來監(jiān)考官看我坐在那里一個字寫不出來，就把我的卷子收走，讓我離開考場。我后來聽說，不論其他的科目考試成績再好，黨義不及格，還是不要的。心想這下可全完了。

　　沒想到10月份放榜了，一看，我和同學三個人都被錄取了。錄取之后是體檢，我們都順利通過了，隨后就和十多個一起被錄取的同學一起被送到重慶去報到，接著又從重慶到了昆明航校，然后又到印度，從印度到美國，結(jié)果還沒有畢業(yè)就提前回來了。

　　飛越“駝峰”

　　當時，中緬公路運輸已經(jīng)中斷，向中國輸送物資只能靠空中運輸。為了輸送物資，開辟了中印之間的“駝峰航線”，飛行任務很緊張，中國所有的汽油和軍用物資都是靠這條航線。

　　我們當時參加的是第十四航空隊，前身即是大名鼎鼎的飛虎隊。盡管當時已經(jīng)被改編為第十四航空隊，但隊員們還是習慣性地在飛機機身上刷上飛虎的標志。

　　那時候飛行人員太緊張，本應該三人飛的機組只能兩人飛，每天一個來回，從昆明巫家壩機場到印度亞山姆省的DINJAN或KEBRUKAASSAM，有時候一天甚至要飛一個半來回，這種生活從1943年3月一直持續(xù)到1944年6月。

　　當時的飛機的性能和條件都與現(xiàn)在沒辦法比，每天100架飛機飛這個航線，幾乎天天都要摔飛機。航線本身就比較危險，加之人員不夠，根本沒時間熟悉航線，就要飛行，很多人是剛剛開始飛行就出事了。

　　在這條航線上，山峰和山谷起起伏伏，遠看像駱駝的駝峰，因此這條航線被稱為“駝峰航線”。我們的運輸飛機只能飛1萬英尺(3000千米)左右的高度，而喜馬拉雅山向北都是高峰，很多山峰都遠遠超過我們的飛行高度，當時不是什么雷達控制(雖然那個時候已經(jīng)有雷達，但是性能非常不好)，飛行的定位，很多時候只能靠飛行員的經(jīng)驗和判斷，飛機只能在山谷中穿行，山谷中氣流變化非�？�，稍不注意就會撞到山上。

　　如果飛機出現(xiàn)故障，即使飛行員跳傘都沒有用，因為下面都是荒無人煙的大峽谷，跳了傘也無法生存。但那時候我們年輕，對自己的生命、身體都沒有考慮那么多。包括美國人在內(nèi)，大家都有一個信念：趕快打敗日本人，把日本人趕走了，就能夠回家了。

　　我第一次飛駝峰的時候，還比較幸運，有一些老的飛行員帶著我，我跟著他們飛了七個班次。然后才開始獨立飛。很多新來的飛行員飛過一兩個班次之后，就開始獨立操作，太緊張了。那時候的口號就是“一滴汽油一滴血” 當時我們國家不能生產(chǎn)汽油，重慶的公共汽車燒木炭，有些有錢人的私家車能用上酒精就算是很不錯的，只有軍用汽車和首長的車才能用汽油，而這些汽油就只能通過駝峰航線來運輸，偷盜汽油是要被槍斃的。

　　我曾經(jīng)在機艙里拍攝過一張滿載汽油的照片，當時一架飛機裝24桶汽油，每桶是50加侖。我們飛機本身的耗油量是一小時兩桶，一個來回飛行需要6到6個半小時，新飛機一小時需要80加侖，差一些的飛機需要100加侖，這樣算下來，我們裝回來20多桶汽油，在空中就要消耗10多桶，因此這條航線的運輸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空中遇險

　　有一次我從印度起飛到達昆明，我的飛機有8個油箱，每個油箱可以裝110加侖，裝滿880加侖。我們回程是3小時，經(jīng)常用油量是280加侖，我們回到昆明還剩500多加侖，地面人員再從油箱中把油抽出來100多加侖，于是，飛機再用這剩下的400加侖汽油飛回印度，飛回印度的航線飛機會遇到頂頭風，飛行時間會比來的時候長一些。

　　那天我剛剛飛過駝峰，突然得到信息，日本人正轟炸印度的機場，指揮臺說我們不能降落。我們是運輸機也沒有武器，飛機只能在群山中兜圈子，等到30多分鐘后，我的飛機油量已經(jīng)不夠了，只能迫降，當時的一點好處是印度北部全部都是茶園，比較平坦，我也做好了一切迫降準備。我還有一種選擇是空中跳傘，但是這樣一來，整個飛機都會損失，而一旦迫降成功的話，至少還能保存飛機的大部分零件。

　　正在這個時候，突然接到機場通知，日本飛機走了，我們可以回機場降落，于是我又駕駛飛機朝機場飛，好在當時離機場已經(jīng)不算太遠，飛機勉勉強強飛到了跑道上空，在離地面6公尺的時候，螺旋槳徹底無法運轉(zhuǎn)了，飛機直直地從空中摔了下來，幸虧是空飛機，受損沒有那么嚴重。

　　這一次經(jīng)歷算是我在駝峰飛行中比較危險的一次，但比起其他犧牲的戰(zhàn)友來說已經(jīng)非常幸運了，我有一個外號叫做“幸運星”。我們這里幾乎每天都會有人員犧牲，所以對于傷亡大家都已經(jīng)習慣甚至是麻木了。對于同伴的失事，我們在心里都會有些難過，但在戰(zhàn)爭環(huán)境下，同樣的事情隨時會發(fā)生在我們自己身上，所以根本無法考慮那么多，只想著能順利完成任務，趕快趕走日本人。

　　由于日本人對這條航線騷擾非常嚴重，有一段時間總部將飛行時間全部改為夜航。即使是這樣，遭遇到敵機的情況還是不可避免，有一次，我剛接到情報說有日機在此區(qū)域活動，就看見在飛機的左前方有個黑點。我對我們自己的航線很清楚，知道在那個方向不會有自己的飛機，剛好也是老天幫助，是個陰天，我駕駛飛機趕快鉆到云層當中，在云里轉(zhuǎn)了半天，出來再看，敵機已經(jīng)不見了，總算又躲過一劫。

　　在駝峰航線，一共有幾十個中國人，大家見面都很親切，我的年紀很小，他們都叫我“小龍”或“龍仔”，但是很多戰(zhàn)友還是在互不知道姓名的時候就犧牲了。

　　戰(zhàn)爭與浪漫

　　我們這些飛行員相比普通的老百姓條件要好得多，很多食品和生活用品都是從美國過來的，但也還是比較艱苦。平時我們的生活非常單調(diào)，有一個軍營里的俱樂部，每次飛行任務結(jié)束之后，到體檢室，會給你發(fā)一杯酒作為完成任務的獎勵。就是這杯酒吸引了很多人，也給危險而單調(diào)的飛行生活帶來了一點樂趣，有些喜歡喝酒的戰(zhàn)友即便不是自己的航班，也會跟著那些體檢的人，順便混一杯酒喝。

　　軍營里不允許賣中國酒，因為醫(yī)生認為白酒會對人體產(chǎn)生傷害，因此很多美國兵偷偷跑到昆明城的酒館里去買中國酒喝，很多人喝了中國白酒都會感覺頭暈，像是聽到了空襲警報的感覺，因此他們給中國酒起的名字就叫做“警報酒”。

　　當時每周星期六還會安排一個舞會，我就是在一次舞會上認識了我的太太，她是從上海逃難來到昆明，在西南聯(lián)大做工。那天她借了朋友的一身衣服來參加舞會，我們就這樣認識了。后來我開了吉普車到西南聯(lián)大去找她，才知道她身世也很坎坷，我們在三個月之后結(jié)婚，我才20歲。

　　1944年6月，我從運輸大隊調(diào)到轟炸大隊，終于可以親手駕駛飛機打擊日本兵。那時候我們執(zhí)行的任務是轟炸緬甸等地的軍事目標。日本人已經(jīng)將海軍和空軍的力量集中在南太平洋區(qū)域，緬甸上方的制空權已經(jīng)完全被盟軍掌握，所以我們執(zhí)行的轟炸也成為整個戰(zhàn)場上最“舒服”的作戰(zhàn)任務。

　　1945年8月，我和其他戰(zhàn)友駕駛第一批盟軍飛機降落在漢口。后來，我們又執(zhí)行任務，將抓來的10名日本高級戰(zhàn)犯押送到上海，那是1945年9月的事情。經(jīng)過多年的抗爭，抗戰(zhàn)終于勝利了，這也是我那些年當中最高興的日子。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