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葛劍雄教授此刻肯定是感到非常郁悶，或者確切地說，是感到非常委屈：“我不明白，項目要耗資300億的說法一是山東那位政協(xié)委員在大會上說的，并有正式文本；一是一位身份很高的人在新聞發(fā)布會上說了又由主流媒體傳播的，而我與我的方案上從來沒有提過，我不明白，為什么大家不去找他們倆卻要盯住我？”(詳見葛劍雄《我不在乎當炮手還是炮灰，該講的話會永遠講下去》)

　　我相信，在“中華文化標志城”問題上，確實有比葛劍雄教授更加需要關注的問題：比如山東濟寧市長“肯定要建”的氣勢——我們需要追問，在整個項目的公共決策過程中，究竟是哪個環(huán)節(jié)讓市長可以罔顧程序而有不管怎樣項目肯定要上馬的張狂？

　　又比如，那份作為該工程必要性科學性象征的所謂“69名院士簽名倡議書”——參與“簽名”倡議書的中國工程院院士何鏡堂稱：“時間太長，記不清楚——可能是口頭答應，好像是當時有領導……”——究竟是領導覺得該工程很有“必要”還是院士們覺得有必要而作出的倡議？

　　同樣被指為中華文化標志城專家、顧問的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俞孔堅教授則已在媒體上發(fā)表嚴正聲明否認自己曾在該倡議書上簽名，并批評該工程欺世盜名。

　　事實至此已經(jīng)再明顯不過了，所謂的“69名院士倡議”肯定存在一定的“炮制”成分，目的不過借助院士的名義來騙取對該項目擁有審批權力的領導的支持。

　　葛劍雄教授既然不在乎自己是否“炮手”，那么我倒建議葛教授再當一回“炮手”：以全國政協(xié)委員的身份提議，對那份所謂“69名院士倡議書”進行徹查，并向公眾公布事實真相，如果確屬欺上瞞下，應向公眾道歉并追究相關人員責任。

　　畢竟，如果是在一個熱衷于造假的地方去建一座中華文化標志城，那未免太過滑稽了。這不是什么中華文化的標志，而是中華文化的恥辱。

　　本來，中華文化標志城該不該建、該如何建等問題，都可以討論。但是，如果想靠先斬后奏、瞞天過海來達到目的，那么這種討論已經(jīng)明顯缺乏前提和必要了。一個人在不知情時當了別人的“棋子”，這大概可以體諒；對于那些如此迫不及待愿意充當涉嫌造假者“炮灰”的人，我看，要么不是固執(zhí)得有點天真，要么就是別有用心。

　　葛教授以自己作為復旦大學職工為由，稱自己有義務來完成學校已經(jīng)承擔的項目。我認為，這一點才是葛教授在這次爭議中最讓人失望之所在。以執(zhí)行命令的名義來為自己行為的合理性辯護，這是許多人常用的邏輯，但這并不符合公眾一貫以來對葛教授的印象，畢竟在公眾心目中，葛教授還是多多少少寄托了公眾對“公共知識分子”企求的夢想的。關于這一點，我相信葛教授能從不少評價他的文章中體會到輿論的用心良苦。

　　最后，請教葛教授一件往事：柏林墻倒塌之后，那些曾經(jīng)在柏林墻上執(zhí)行命令槍殺“越境者”(從東德逃往西德)的東德邊防官兵最終被審判有罪，不知作為歷史學者的葛教授會怎樣看待這個審判？(司徒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