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今天看黃靜維權一案的結局，實則是一個華碩、黃靜與司法機關三輸的結局。反思黃靜案，其啟示有兩點：之一，是刑事案件與民事案件的區(qū)分；之二，是逮捕等強調措施的適用。

　　北京市海淀公安分局日前就海淀區(qū)檢察院對周成宇、黃靜涉嫌敲詐勒索案作出的“存疑不起訴”決定，向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提請復核：海淀警方認為周成宇、黃靜的行為構成敲詐勒索，檢察機關應該提起公訴。北京市檢察院檢察長慕平近日也對此案發(fā)表了看法，認為，公安機關懷疑黃靜、周成宇涉嫌敲詐“并不是一點道理沒有”，目前還不能很有把握地說周成宇、黃靜案就不是一種犯罪行為。(1月20日《北京青年報》)

　　從法律上看，偵查方提請檢察機關對“不起訴決定”復核，雖在制度允許范圍之內，但若沒有新的證據能夠推翻原結論，想要“翻案”幾乎不可能。一則檢方很難自我否定；二則也出于“司法確定性”的要求，若司法決定朝令夕改，還談何公正？

　　黃靜維權案沸沸揚揚兩年多，圍繞過度維權與敲詐勒索的界限，無論理論界還是實務界爭議至今仍未平息。不論這些不同意見孰是孰非，作為受害人的黃靜已在看守所度過10個月，作為批捕逮捕的機會，海淀區(qū)人民檢察院也對黃靜下達了《刑事賠償確認決定書》和《刑事賠償決定書》。有報道說檢方還在總結對這類爭議性案件采取逮捕措施是否合適。

　　站在今天看黃靜維權一案的結局，實則是一個華碩、黃靜與司法機關三輸的結局。華碩輸了聲名，黃靜輸了自由，公安與檢察機關輸了公正。反思黃靜案，就應聚焦于如何避免這種三輸的局面。

　　反思之一，是刑事案件與民事案件的區(qū)分。如檢方所說的那樣，黃靜案從常規(guī)的消費者維權的角度，是個非常極端的個例，500萬美元的索賠數額“非常離譜”。但如果此案能夠循民事的途徑來解決，后續(xù)的逮捕和賠償也就根本不可能發(fā)生。華碩如果認為黃靜的索賠在數額上難以接受，完全可以拒絕并請索賠方到法庭上見，由法院審理之后來決定華碩該不該賠，該賠多少。如果經過依法公正裁決，不管消費者提出什么天價索賠數額，最終的賠付還是法庭說了算。如果黃靜不接受司法裁斷，而執(zhí)意要利用媒體公開等手段，對華碩進行攻擊。華碩也完全可以依法還擊———華碩也可以主動走上法庭。即便公安部門在接到華碩的報案后，也應在對這宗維權進行分析之后，建議雙方訴諸民事訴訟。

　　反思之二，是逮捕等強調措施的適用。即便黃靜案作為一宗“非常離譜”的維權案例而無法逃脫“敲詐勒索”的嫌疑，偵查機關也沒必要堅持對黃靜采取審前羈押。依《刑事訴訟法》第60條第1款的規(guī)定：“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審，監(jiān)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fā)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應即依法逮捕”。換言之，只有在不逮捕就不足以防止發(fā)生社會危險性的情況下，才能對嫌疑人采用羈押。黃靜涉嫌的是“敲詐勒索”，而非暴力犯罪，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個女子如果取保在家將會對社會構成威脅。事實也證明，羈押黃靜執(zhí)法失當，也讓檢察機關在黃靜被“不起訴”后面臨國家賠償的尷尬。

　　□王剛橋(湖南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