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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兩岸談判的新時代，談判桌后是兩岸政策團隊的密集推演和評估。相比于大陸對臺政策研究團隊的南北之分、涇渭分明而言，臺灣的大陸政策研究團隊卻要紛繁復雜得多

　　大陸：對臺研究分南北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撰稿鄭東陽發(fā)自北京 社科院臺灣研究所、北京聯(lián)合大學臺灣研究院、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每逢對兩岸關系有重大影響的事件發(fā)生時，大陸涉臺問題專家們往往成為媒體追逐的對象。

　　在海協(xié)會、�；鶗�首輪復談時，作為大陸著名的臺灣問題專家、廈門大學臺研院教授陳孔立自然也忙著應對媒體的采訪。記者問陳孔立先生，有人說你們這個團體是中央對臺工作的“智囊”。陳孔立答道，更多的時候我們只能以“研究者”自居，憑借自己的學術良知，把自己研究的臺灣的真實情況反映給決策者做參考。

　　陳孔立先生的回答，是典型的被海外解讀為“南派”學者的回答，不以“智囊”自居，側重學術研究。

　　南北兩派各顯鋒芒

　　上個世紀80年代，臺灣問題研究漸成大陸的“顯學”，各種研究機構紛紛出現(xiàn)，各類學者、專家亦嶄露頭角。在海外，人們一般將大陸的臺灣研究機構分為“北派”和“南派”。

　　按照海外媒體的說法，“北派”的立場比較接近中南海，在某些特定的歷史階段或重大的政治事態(tài)發(fā)展過程中，表態(tài)比較強硬。主要的學術機構有社科院臺研所、清華大學臺研所、北京聯(lián)合大學臺研院等。

　　其中社會科學院臺研所一直被外界視為大陸臺灣問題研究的核心機構，匯集了包括李家泉、許世銓、余克禮在內的不少知名學者，專職從事臺灣政治、經濟以及和平統(tǒng)一與海峽兩岸關系等問題的研究，多年來為決策層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對策文案。

　　而“南派”的臺研機構，大致分布在長江以南地區(qū)，包括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上海臺研所、福建社科院臺研所等等。其中，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原是成立最早的臺研機構，研究人員對臺灣的歷史和現(xiàn)狀以及政治、社會、經濟、文化領域的研究比較扎實。加上與臺灣只有一水之隔，習俗相近、言語相通等地緣條件，廈大臺研院在掌握和了解臺灣資訊、研究和探索臺灣問題等方面，被普遍認為比較實事求是，因而贏得學界口碑。

　　多年來，海外普遍把廈大臺研所視為“南派”意見領袖和業(yè)界佼佼者�！澳吓伞钡拇�表人物包括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的陳孔立、劉國深以及上海的章念馳、陳啟懋等學者。

　　總體而言，“北派”學者的觀點更接近中南海，更側重于動態(tài)性的應用研究，更像“智囊”機構；而“南派”學者更加側重于基礎性的學術研究，被稱為“學術上的權威”。

　　言行備受兩岸關注

　　事實上，無論是“北派”還是“南派”學者，不僅在學術上很有造詣，在一些“對兩岸關系有重大影響”的事件發(fā)生時，也經常發(fā)表一些獨到的見解，一言一行受到兩岸三地的關注。

　　2000年4月19日，時任社科院臺研所副所長的余克禮一行應臺灣政治大學邀請，訪問臺灣。沒想到這次單純的學術訪問，卻在島內引爆一場“余克禮風波”。據(jù)香港媒體報道，余克禮在臺表示，反“臺獨”是大陸一貫政策，一個中國是發(fā)展兩岸關系的基本前提及原則，臺灣新領導人如果不接受，兩岸關系前景將很不樂觀。此外，余克禮還批評呂秀蓮在當選后依然發(fā)表“臺獨”言論。

　　余克禮的言論立刻引來親綠媒體的反彈，呂秀蓮更是大表不滿，直指余克禮“到臺灣做客，卻大放厥詞，未免太過放肆”。對于這趟原本單純的學術參訪活動被政治化、掀起口水風波，余克禮感到遺憾，他強調此行只是如實地向臺灣各界介紹大陸的政策主張，絕對沒有如臺灣某些媒體所指責的“言行蠻橫”等問題。

　　此外，這些臺灣問題專家所發(fā)表的一些言論，往往被解讀為“中央對臺政策新思路”。比如2000年，廈大臺研院陳孔立教授的文章《和平統(tǒng)一的十大好處》在《人民日報》全文刊載，文章設身處地向臺灣民眾講解為何大陸要堅持和平統(tǒng)一路線，在兩岸引起強烈反響。有分析稱，這是大陸要主動引導臺灣民眾思考和平手段的新做法。

　　重大事件預測“精準”

　　在重大事件發(fā)生時，這些涉臺專家也往往能做出“精準”的預測。

　　2004年臺灣地區(qū)領導人選舉前，多數(shù)民調顯示連戰(zhàn)遙遙領先，海內外多數(shù)學者也普遍預測“連宋配”將大獲全勝。但是陳孔立在接受《國際先驅導報》采訪時表示，陳水扁依然有微弱勝出的可能性。他解釋說，“連宋”勝算較大，但是仍然有無法估計到的因素存在，最后一刻仍有很多變數(shù)存在。

　　果然，陳水扁最終憑借“兩顆子彈”這一“突發(fā)因素”獲勝。島內有人認為，泛綠如果贏了，陳水扁會效仿尼克松，即當初最反共反華的，最后反過來積極改善關系。但陳孔立預測，陳水扁較大的可能是越來越“獨”。事實上，陳水扁在其第二任期內不斷推動“法理臺獨”，也確實如陳孔立所言。

　　當然，這些專家也有預測“不準”的時候。今年6月11日，著名國際問題專家閻學通在媒體發(fā)表文章，就2000年來“一直預測臺海發(fā)生軍事沖突不會晚于2008年”一事，公開向讀者道歉。閻學通的道歉事件引起了海內外的討論。有分析認為，若相關領域的學者在研究過程中尊重事實，無論預測結果是否準確，民眾自然也會體諒。

　　臺灣：大陸政策跟黨走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撰稿田米心發(fā)自臺北 談起臺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必定要論及臺灣政治大學的國關中心和東亞研究所。

　　在臺灣尚未解嚴時，只有這兩個單位有資格研究中國大陸，當時稱“匪情研究”。實際上它們就是臺灣“國家安全部門”的組成部分。當年，一個普通人偷看馬列的書，就可能依“刑法100條”被抓去坐牢，但國關中心和東亞研究所的人不僅能大大方方地看馬列的書，甚至還可以看《毛澤東語錄》、看《人民日報》。

　　無論是國關中心還是東亞研究所，都是島內研究大陸的重鎮(zhèn)。早年島內有關大陸的許多政策，都出自這兩個機構。同時也因為他們的特殊地位，這兩個單位的許多人也不斷進入臺灣當局的重要部門。

　　大陸研究三分天下

　　進入20世紀80年代，隨著臺灣地區(qū)解嚴、開放黨禁報禁、開放臺灣人民赴大陸探親，兩岸關系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臺灣的各大專院校與研究單位，紛紛設立“大陸研究所”，如淡江大學、中國文化大學、東華大學等。除此之外，許多大學內部原有的研究所，也紛紛設立大陸研究的相關課程，如東吳大學的政治系、淡江大學的國際事務與戰(zhàn)略研究所、臺灣大學的“國家發(fā)展研究所”等。

　　一時之間，大陸研究成為臺灣僅次于法律、國貿、電機的熱門專業(yè)，而其中又分“海歸派”“本土派”和“第三條路線”。

　　臺灣大學是幾乎清一色的“海歸派”。臺大的很多大陸研究學者，都是從美國回來的。他們往往用國外的理論去分析中國大陸的變化。如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張亞中，就借鑒德國的經驗與歐盟的發(fā)展，再加上兩岸問題的特殊性，來探討未來兩岸走向。

　　第二種是本土派。其中一支，就是臺灣政治大學東亞所。該派主要從中國大陸的決策背景、文化和思維邏輯去分析，但這種研究方法往往會陷入人與人之間互動所帶來的感受問題，比較“不科學化”。

　　所以，清華大學最近這幾年所開設的“中國研究”課程，走的就類似第三條路線，即拿國外的理論，然后到大陸蹲點研究。他們走的是社會基層研究路線，偏向微觀研究。

　　島內的大陸研究除了大學系所外，還有一些重要智庫。如中華經濟研究院、臺灣經濟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等等，都是大陸政策研究的重鎮(zhèn)。

　　政黨喜好影響決策

　　與早期國關中心與東亞所所處地位的不同，現(xiàn)在臺灣的大陸研究系所與研究單位，已經沒有以往的顯赫地位了。島內各主要政黨很早就在內部紛紛成立或擴充兩岸問題的研究單位，如民進黨就成立了“中國事務部”。

　　當前影響臺灣目前大陸政策走向的，與其說是研究單位，不如說是個人或是隨領導者的黨派喜好而定。例如1999年的“兩國論”，是現(xiàn)任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的研究計劃案；2001年陳水扁提出的“統(tǒng)合論”，則由前“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推薦；前“陸委會主委”、臺大教授陳明通所提的“中華民國第二共和”的“憲法草案”，也曾被陳水扁當局認真討論過。

　　而目前在馬英九當局“國安會”擔任秘書長、副秘書長及咨詢委員的專家，多數(shù)由長年與馬英九私交良好或其幕僚熟識的臺灣政治大學學者擔任，且多是從美國知名大學畢業(yè)的“知美派”國際關系專家，如蘇起、何思因。此外，“知日派”的楊永明，以及在大陸有廣厚人脈的政大東亞所博士陳德升，也是馬英九在大陸政策上倚重的對象。

　　電子媒體扮演“太上皇”

　　要完整了解臺灣的大陸政策與大陸研究，就不能不提及媒體的角色，尤其是電子媒體。

　　許多大陸民眾都知道臺灣的政治光譜分成藍綠兩塊，其實臺灣的電子媒體也分成藍綠兩塊。它們涇渭分明，不但鼓動雙方的支持者走向極端，也制約著雙方的政治人物及大陸政策。

　　例如在民進黨“執(zhí)政”八年中，許多民進黨的政治人物都曾打算改進民進黨的現(xiàn)行大陸政策，但這種努力常常遭到來自泛綠媒體的杯葛，如早期年代MUCH臺汪笨湖的《臺灣的心聲》、三立的《大話新聞》與民視的《頭家來開講》。

　　它們不但對那些想要改進民進黨大陸政策路線的“立委”、官員，動則以“中國X”、“西進X”來蔑稱，更鼓動聽眾罷免這些“立委”、官員。套句大陸行話說，就是“下指導棋”。這使得在陳水扁八年期間，民進黨錯失許多與大陸改善關系的機會。因為沒有政治人物敢與這些媒體、聽眾說實話，長期下來，不但民進黨的“執(zhí)政”基礎越來越薄弱，而且路線也越來越極端，最后的結果當然是2008年“立委”選舉及“大選”的慘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