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均衡：中國政策新走向

文.秦朔　

　這幾年，中國最流行的政治抒情歌曲無疑是《走進新時代》。我們在新的時空背景下開始面臨許多新問題、新頭緒。中國社會的進步正在遭遇新的矛盾和約束，無論是發(fā)展資源方面的，利益分配方面的，制度規(guī)則方面的，還是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為了突破約束，必須尋找新的動力。

　　經過80年代的逐步探索，90年代的高歌猛進和治理整頓，中國經濟正在一個大的調整期里尋求新發(fā)展。借用一些經濟學家的判斷，中國的改革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從1978到1993年是“雙贏階段”，所有社會群體都從改革中得到了實惠，區(qū)別只在于實惠的多少不同；從1994年左右開始是“零和游戲階段”，即一部份社會群體的獲益和另一部份群體的受害，同時發(fā)生。其顯著表現是失業(yè)問題的惡化和日益增加的分配不公。

　　這樣的劃分也許太過絕對，因為很多現實的“果”和過去的“因”是連在一起的。但問題本身卻不容回避：在“改革與發(fā)展”的背景下，不少社會不公正現象發(fā)生著，并已開始危害改革的民意基礎。從愈演愈烈的官員腐敗，到資本積累的不擇手段；從官商勾結的“權力經濟”，到國有資產的化公為私；從社會分配的懸殊，到部份百姓的生計維艱……問題帶來相應的民怨，而民怨積累到一定地步，就會觸發(fā)社會的動蕩與危機。

　　改革發(fā)展必須和社會公正原則相結合。這事關國家穩(wěn)定之大局，亦關乎改革自身之走向。重建民眾心理的均衡，重建經濟發(fā)展的秩序，重建社會分配的公正，也就成為近年中國政策的新走向。

　　哪里是腐敗的前沿？

　　中央反腐敗的力度是越來越大了。地方反，軍隊也反。7月，原解放軍某部高級軍官因貪污腐敗已被中央紀委正式“兩規(guī)”(規(guī)定時間、規(guī)定地點交待問題)，其“貪污公款、受賄和瀆職”涉及1250萬美元。據說，這名高級軍官涉嫌經濟犯罪所涉的款項主要有：私自挪用某部下屬公司違紀炒股；收受走私分子賄賂365萬美元；用自己的司機在香港及海外為自己斂財。除此之外，這名高級軍官還涉及多項銀行貸款無法收回，成為呆壞賬等問題。

　　軍隊高級干部的腐敗很少見諸報端。這件案的查處和曝光，應該視為軍隊反腐工作的一次突破。自1998年夏天中央決定軍辦企業(yè)和部隊脫鉤后，軍方在地方的許多經營特權已被大大削弱，而其插手走私等等問題則開始浮出水面。

　　地方的反腐敗工作，近年的勢頭更為猛烈。如果說過去是“抓一個，教育一批”，多是“點的突破”，現在則是“一抓一批”，“一抓一片”，是“面的攻堅”。而且“一抓到底”，毫不手軟。湛江走私案如是，廈門遠華案如是。近期，深圳某市領導被拘留接受調查，已經是公開的秘密。有消息說，他的非法收入，將創(chuàng)下新的“官員腐敗金額記錄”。

　　這么多大案出現在經濟特區(qū)和沿海開放城市，以致有評論稱“沿海是腐敗的前沿”。改革前沿與走私前沿，開放前沿與腐敗前沿，其間當然不能劃等號，但至少說明，這些地方的經濟繁榮和資本積累，遠不是那么乾凈。

　　在官員腐敗方面，那些窮地方其實并不比特區(qū)落后多少。江西的胡長清是一例，湖北的孟慶平是一例，而成克杰帶頭的“廣西現象”更說明，窮的地方也有貪官。以三峽工程為例，目前審計出來的違法挪用資金便超過10億元人民幣。專家指出，中央每年支持地方建設的低息貸款超過1000億元人民幣、支出扶貧款100多億元，但分別產生效益或到窮人手里的，各自不到80%和60%。所以說，比較沿海和內地官員的腐敗，很難說“誰是前沿”，“誰的腐敗基礎更好”，只能說“各有所長”罷了。

　　如果說高層官員的腐敗與斂財，對于平民百姓的傷害還并不那么直接的話，某些地方基層官員的行為，就更讓人憤慨。部份地方官員無心服務百姓，卻熱衷于和“大款”、“情婦”乃至地方惡勢力混在一起，邪氣壓倒正氣。

　　最近披露的瀋陽黑社會頭子劉涌案，令人不能不震驚，這樣一個與多起命案牽連、橫霸一方、民怨如沸的私企老板，竟長期無人敢動能動，還當上瀋陽市人大代表，和其所在地方的官員難道沒有什么關系嗎？前幾年，廣東某縣境內修國道，縣委常委們是在“包工頭”主持下開會的，討論的結果是“誰也別吃獨食”，每人分5公里干干，走“共同富�！敝�路。不少有良知的干部感嘆，現在，在一些地方的領導班子里，當清官要大大難于當貪官。你不想同流合污，硬要當“清流”的話，其他人會集體把你拖下水。更險惡的是，你要還不識相、“屢教不改”的話，他們甚至會買兇把你干掉。朱镕基在今年“兩會”記者招待會上講，我退休后，要是老百姓說這是個清官，不是個貪官，我就很滿意了�？偫硎巧钪�民情也深知官情的。

　　腐敗可以贖買嗎？

　　近期以來，中央在打擊官員腐敗問題上的鮮明態(tài)度和堅決措施，顯示中央已經把腐敗看成危害執(zhí)政黨基礎的嚴峻問題來對待，決不會聽之任之，更不會“不算舊賬”。官員腐敗的代價正越來越高。一時的“撈一把”，可能毀掉一生，遺恨全家。打擊腐敗，已成為當前緩解民怨、重建社會大眾心理均衡狀態(tài)的重要手段。

　　江澤民總書記今年在中紀委會議上講，“越是高級干部，越是名人，他們中發(fā)生的違紀違法事件越要嚴肅查處”，“不論是誰，不論職務多高，該受什么處份就給什么處份，該重判的堅決重判，決不手軟。否則，腐敗之風剎不住，也難以服眾�！贝苏Z再次證明中國共產黨對腐敗者不依不饒的嚴正態(tài)度�！胺�眾”就是讓人民大眾信服，人民大眾能夠允許腐敗者“贖買自己”嗎？

　　近年來的許多反腐跡象已經表明，中國的反腐敗將是一個長期的嚴肅過程，不是“走過場”，不是兒戲。只要共產黨一天還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它就不會對腐敗采取“贖買”政策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放任態(tài)度，而是“不容腐敗藏身”，“新賬舊賬一起算”。成克杰一審判處死刑，對那些還抱有豁免幻想的腐敗官員再次敲了重重的一記警鐘。中國共產黨的反腐決心亦再次昭告民眾與世界。反腐敗一時的觸動會大一些，但長期收益無限：凝聚民氣，利于穩(wěn)定，建設清廉的政府運作體系，降低投資和公共服務的交易成本，保衛(wèi)社會公正。

　　近日，湖南省紀委、省監(jiān)察廳推出一項規(guī)定：今年10月1日以后，黨政領導干部違規(guī)收受禮金、有價證券和貴重物品不按規(guī)定登記、上交的，一律以貪污論處�？铑~不滿1000元的，給予教育批評，責令寫出檢討，記入廉政檔案�？铑~在1000元以上不滿2000元的，一律給予黨紀、政紀處份；款額在2000元以上(含2000元)的，一律先行免職，再給予黨紀、政紀處份。這樣的信號，相信不少地方也都會陸續(xù)出來。要真正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黨、政府和群眾之間應該是“魚水關系”。而腐敗之惡，不僅在于一部份官員“罪惡的原始積累”，更在于它破壞了“魚水”間的均衡，使共產黨在群眾中的信任基礎受到動搖。在中國重建社會均衡的過程中，過去的“畸形”和“失衡”一定要逐步校正過來。無論他們過去多么風光，高枕無憂，腐敗者的命運注定將是悲慘的。除非僥幸逃脫，但終身心驚肉跳，或遠走高飛銷聲匿跡，否則，“怎么吃進去的，怎么吐出來”。

　　由于中央鐵腕的反腐敗政策，加上越來越嚴密的制度監(jiān)管、政務日趨透明化以及官員本身支配經濟資源權力的弱化，事實上，中國官員的腐敗高潮已開始大大回落。一個清算腐敗者的高潮期倒是正在來臨。

　　重建發(fā)展秩序

　　由于深受前一個時代的“斗爭哲學”之苦，“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fā)展是硬道理”的“發(fā)展哲學”理所當然成為80、90年代中國的選擇。改革與發(fā)展是我們時代最閃亮的名詞。為了發(fā)展，中央不斷向地方放權，地方的發(fā)展積極性、經濟實力和向中央的“說話權”與日俱增。從大方向來說，這種利益主體多元化的趨勢無疑是對的，但在制度建設沒有相應跟上的前提下，不少地方的發(fā)展很可能演變成一種無論經濟和社會代價都很高昂的“畸形的發(fā)展”。這種發(fā)展觀的實質就是：經濟目標(產值目標)永遠排第一，為了經濟發(fā)展不惜一切代價。這種發(fā)展觀和地方官員追求任期政績的強烈沖動相結合，造成中國經濟中發(fā)展和秩序的不對稱、不均衡。發(fā)展超前，秩序滯后；“發(fā)展”成了一種更受歡迎、官員更愛聽、比“秩序”二字優(yōu)越得多的“話語權利”。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不難看到一些地方“繁榮娼盛”的“發(fā)展”，走私經濟肆無忌憚的“發(fā)展”，假冒偽劣橫行卻有地方保護的“發(fā)展”，坑蒙拐騙絲毫不講信用的“發(fā)展”，逃避銀行債務招數疊出的“發(fā)展”，名目翻新的“圈錢游戲”的“發(fā)展”，嚴重犧牲環(huán)境資源的“發(fā)展”，為求政績硬堆出來的“長官項目”和“吹牛經濟”的“發(fā)展”，大量擠占耕地、非法出讓土地的“發(fā)展”，挪用政府專項資金炒股蓋辦公樓的“發(fā)展”，各個部門爭相設法收費斂財的“發(fā)展”，透支國家信用的所謂“窗口公司”的“發(fā)展”……這些“成果”，不但不是人民心目中的發(fā)展，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在阻礙真正的社會發(fā)展。以為播下的是“龍種”，實際收獲的是“跳蚤”。

　　廣東、福建在發(fā)展中的問題這兩年已陸續(xù)暴露。就是江蘇，大名鼎鼎的“蘇南模式”現在也備受質疑。以“干部經濟”、“政績經濟”和“對地方第一把手的個人崇拜”為重要特點的“蘇南模式”，幾年前已經困難重重。由于政府管得太多、花得太多、汲取太多、借債太多、官員太多，從而造成普通百姓家底不實，相對貧困。很多鄉(xiāng)鎮(zhèn)所辦企業(yè)都虧損累累，資不抵債。一位學者指出，蘇南一些企業(yè)的領導做人、做事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一邊討好上面、一邊收獲個人利益上。搞企業(yè)是為了撈政績、謀位子。為了爭取“發(fā)展”，拍腦袋上項目，搞假合資假引資，夸大產值，亂吹牛皮，都成為當地的“時髦”。至于不顧地方財力、大興土木、互相攀比、大作表面文章的城市建設，更給各地留下許多難卸的包袱。

　　所有這些不義之富或短期行為造成的“發(fā)展繁榮”不可能持久(想想許多地方積壓的房地產和廢墟般的開發(fā)區(qū)吧)，相反會成為后續(xù)發(fā)展的障礙，甚至經濟社會危機的潛在誘因(想想各地那些高息攬存行為的后果吧，在廣東恩平，老百姓竟抬著棺材找政府要錢)。90年代中期以來，調整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重建宏觀上的調控體系，成為中央政策的一個顯著走向。從分稅制的推行，到加強金融、工商、海關的垂直管理，都是明證。中央要求更多的“話事權”，表明其對過去那種“(計劃經濟)籠子已破，(各地諸侯)群鳥亂飛”的發(fā)展態(tài)勢不再滿意，開始調整。事實上，各地“亂飛”的很多苦果還是要中央背起來，中央給地方“擦屁股”，救急。當中央財力嚴重不足時，也不可能為那么多地方伸過來的屁股擦來擦去。

　　除了在經濟政策上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的關系，作為執(zhí)政黨，干部的調整也是一種對地方施加影響的有力手段。在近年的中國政壇上，一些地方“封疆大吏”的更換和接踵而至的反腐地震，是頗有對應關系的。

　　從向地方傾斜到重建中央政府權威，在中央和地方間的這一新均衡建立之后，中央才有可能再向某些地方傾斜，如西部，從而解決地方和地方間的發(fā)展不均衡問題。中國近年重建經濟和社會均衡的舉措是多方面的。如經濟發(fā)展和環(huán)境保護之間的均衡(清理污染，退耕還林，水土保持)，對外開放和搞好國企之間的均衡(有學者指出，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在1995年就超過45%，外資成為中國投資和擴大再生產能力增加的重要來源，政策上也不得不在外需拉動增長的壓力下不斷讓步。但同時，中央搞好國有大中型企業(yè)的努力一直在持續(xù)，近期起色明顯)。而在對政府行為的約束方面，尋求人大這一“中國式的議會”和政府間的均衡，則是一個顯著的新突破。以廣東省為例，人大近日已經通過了《廣東省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討論決定重大事項規(guī)定》，將于今年10月1日起實施。該規(guī)定界定了11類應當提請人大常委會審議并由它作出相應決議、決定的重大事項，以及17類應當向人大常委會報告，常委會可以提出意見、建議的重大事項。其出臺背景正是要“監(jiān)督政府行為”，不能聽任公用事業(yè)收費政府說漲就漲，社會保險金、住房公積金處理的“灰箱操作”，和社會重要事項決策由于缺乏民主、科學程序和必要監(jiān)督屢屢造成重大失誤和損失。人大倘若能夠真正發(fā)揮作用，對節(jié)制政府官員的“全能主義傾向”，促使高效清廉的“有限政府”的產生，無疑會有重要作用。

　　國際關系中的均衡觀

　　在美國超強、多極并存的國際環(huán)境中，經歷了近年來和美國忽而夥伴相稱、忽而怒目而視的恩恩怨怨，中國對美國的認識，恐怕不會再走那么多極端和彎路。近期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深度交往，以及雙方在反對美國國家導彈防御體系計劃等方面的諸多共識，顯現出中國在國際關系舞臺上，試圖擁有更多和美國周旋的籌碼，實現中美之間的更多均衡。

　　這是一種基于現實的理性的政策選擇，既不反美，亦不崇美，而是認真準備好自己手里的牌。中國的對美政策，多了清醒，少了幻想。

　　正像南京大學的中美問題專家時殷弘描述的，許多美國人心目中的未來世界圖景極其偏狹，就是欠發(fā)達世界將以其毀滅性武器擴散、大規(guī)模內亂、人口爆炸、難民和移民巨潮、赤貧、瘟疫、生態(tài)污染和崩潰等等，去威脅甚或毀壞西方的安全、繁榮、種族、文化凝聚以及道德自信和良心安寧。從歷史上看，美國缺乏真正容納非西方強國的經歷，對數百年的西方支配性優(yōu)勢習以為常。加上冷戰(zhàn)勝利引起的陶醉，其“權力的傲慢”更是變本加厲。與此同時，冷戰(zhàn)的終結，使“中國抗衡蘇聯霸權的價值下降，接著消失了”，中國“由地緣政治中的夥伴變成了意識形態(tài)上的敵人”。“北京政治風波”后，美國主流傳媒鼓吹的是“中國垮臺論”，認為共產黨很快就要垮臺。到中國不但不垮、發(fā)展還挺快后，“中國威脅論”又甚囂塵上。美國和中國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巨大分野，使得任何對中美關系的過份樂觀都是奢望。但是，不樂觀并不等于不去爭取一個更好的結果，更不等于放棄努力。時殷弘指出，由于美國是當今及今后長時期內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因而爭取同美國有較好的關系是中國必然做出的選擇。要盡可能創(chuàng)造條件，爭取美國公眾及其民選代表對華認識和態(tài)度的逐漸改善。“中國對中美關系要有耐心，沉得住氣，至少在可預見的時期內盡可能不同美國對抗，更不去當頭，不去全面挑戰(zhàn)美國的霸權地位。要敢于并善于作出必要的妥協。力戒在受困心理或富強感的刺激下，形成狹隘和偏激的極端民族主義潮流，那會非常消極地影響中國的眼前和長遠利益。但另一方面，中國完全應當在根本問題上堅持原則，捍衛(wèi)自己的核心利益，并做好為此抗爭的充分精神準備。一個在自身核心利益問題上懦弱的中國不可能得到美國的尊重，反而會使之得寸進尺�！�

　　認識的深化，促成政策的調整�？梢灶A言，中俄關系的密切，會幫助雙方都找到更多與美國對話的“資本”，以及更大的對美政策的彈性。美國對中、俄的強勢在一定程度上將會被削弱。

　　“重建均衡”背后的辯證法

　　中國當前政策中重建均衡的新走向，不是對過去發(fā)展的否定，而是為了更好的發(fā)展，符合可持續(xù)原則和社會公正原則、人民更加擁護的新發(fā)展。富而思進，共同富裕，更好進步，這是根本目的。

　　重建均衡，不是走向“平均主義”和“大鍋飯”，而是一個在動態(tài)發(fā)展中實現的過程。解決地區(qū)發(fā)展不平衡，不是要拉住東部的發(fā)展步伐，而是要通過西部更快地開發(fā)。在此過程中，東部還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從長遠角度看，重建均衡，要逐漸從政策范疇走向制度范疇。從湛江到廈門的走私腐敗大案，如果不是最高當局斷然派員介入，靠下面地方查、省里查、自己查，要解決問題根本是不可能的。這恰恰說明，現有的監(jiān)督環(huán)境和司法制度極不健全。光靠政策去解決問題，能收一時之效，難收長遠和根本之效。

　　真正持久的社會均衡，還必須建立在社會生產力發(fā)達、崇尚法治、人民享有充份的民主自由權利、政府以民為本等基礎之上。要牢固建立這些基礎，我們需要優(yōu)化經濟的發(fā)展，更需要深化政經的改革。均衡的重建，肯定要打破許多既有的利益格局和習慣的制度格局，因此是需要足夠勇氣的。

　　后記：

　　身在美國而心在中國，想中國，看中國，就有了這樣一篇表面和美國無關的文字。其實，也不是全無聯系。我跟一位在美國人的公司干了21年的臺灣移民聊天，他說，美國之富，不在大都會之富，而在于鄉(xiāng)村和農場也很富有。美國之發(fā)達，在于連很多小鎮(zhèn)都有很高的工業(yè)水平，不少跨國公司的總部都在小鎮(zhèn)上�！岸�戰(zhàn)”美國能成為世界的“兵工廠”，就因為那些小鎮(zhèn)的工廠里都可以生產出源源不斷的武器。在美國旅游，從東到西，深感其各地的經濟水平和社會環(huán)境基本在同一水平線上，各地之間更多是特色上的差異，而非發(fā)展水平上的差距。美國當然有貧富分化，但人與人的發(fā)展機會基本是平等的。而且這里的所謂“窮人”大多數有車(40%的窮人家庭還有兩部車)，有房(大部份是獨立式的)，有社會保障，所以貧富矛盾遠不像我們想的那么尖銳。美國弱勢群體如殘疾人的社會福利待遇很完善，公共汽車的車門都可以升降，以供殘疾人的車子進入。總的感覺，這是一個“勻態(tài)分布”的均衡社會。微軟太突出了，政府還要把它分解掉。至于美國其它方面的均衡，如政黨政治的均衡，政府權力的均衡，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均衡，政府力量與社會力量(如傳媒，大學，社團)的均衡，世俗社會與宗教力量的均衡，經濟發(fā)展和環(huán)境保護的均衡，也各有道理和作用。方方面面的均衡結合在一起，使整個國家總體上很穩(wěn)定，穩(wěn)中求進。比較起來，我一直不可理解的是，為什么美國在國際問題上卻很缺乏均衡感，有時那么無知又霸道。

　　對中國來說，發(fā)展無疑仍是我們時代的主題。但均衡，正在引起從上到下越來越多的重視。追求均衡的發(fā)展，發(fā)展的均衡，我們將來也許會少點彎路和社會沖突。中央強調要處理好“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三者之間的關系，其實也是在強調均衡，這是極富遠見和深意的。

　　摘自《南風窗》2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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