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請您再談一下其他的理由。

　　高培勇：第二個理由：對于不同的納稅人而言，即便在同樣的收入水平之下，由于家境不同、負擔狀況不同、居住環(huán)境不同、生活費用不同，其所應扣除的費用成本也是有很大差異的。這就意味著，本來意義的費用扣除標準，應當是區(qū)別對待的，不應是“一刀切”的。在現行個人所得稅制的框架內，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準所提供的，只能是“一刀切”式的標準化待遇。它一旦獲得提高，便會統一適用于包括低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在內的所有工薪所得者。

　　相對而言，在當前的情勢下，最需解決、也是納稅人呼聲最高的問題，則在于實現個人所得稅的“個性化”處理——在綜合計量納稅人收入水平和負擔狀況的基礎上，根據不同收入群體、甚至同一收入群體在不同年間的不同負擔狀況，實施差別待遇。

　　第三個理由：根據有關政府部門的測算，以目前2000元的費用扣除標準計，工薪所得稅的納稅人(并不是包括11個類別的個人所得稅的所有納稅人)大約有4000萬人，占有案可查的工薪所得者人數的30%。這提示我們，提高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準，固然可收減輕工薪所得者個人所得稅負擔之效，但以當前我國居民收入水平分布狀況的格局而論，在既有2000元基礎上的上調，尤其是較大幅度的上調，受惠于減稅的主要群體，可能并非低收入者。在當前的國情背景下，最需要增加收入、最需要擴大消費、也最有可能通過增加收入而擴大消費的主要群體，則是廣大的低收入者。

　　第四個理由：無論以所謂基尼系數計，還是操用其他的指標，都可以看到，當前中國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很大。但是，仔細分析，不難發(fā)現，在收入來源多元化的今天，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差距主要不是體現在工薪所得的差距上，而是體現在其他收入的差距上。再如，在某些人那里，他所使用的住房、汽車都是以其所擁有的公司名義買的。這些消費，并不構成他的收入；他本人甚至家庭的吃喝費用都在稅前列支了。這些消費，也不表現為他的收入。諸如此類的情況還有很多，在這樣的條件下，寄希望于通過單純調整工薪所得扣除標準的辦法達到調節(jié)收入分配水平和縮小貧富差距的目的，往往很難奏效。

　　第五個理由：從2006年起至今，在三年的時間內，我國的工資薪金所得費用扣除標準已經經歷了兩次上調，由原來的800元，先后提升至1600元、2000元。相應地，工薪所得稅的納稅人也由原來的占工薪所得者的60%一路減少為30%左右。并且，據相關測算，在既有2000元費用扣除標準的基礎上，每提高100元，工薪所得稅納稅人占工薪所得者的比重將隨之減少5%。鑒于2008年個人所得稅在全部稅收收入的份額僅為6.4%，今年在個人所得稅上推出的減稅措施又將減少個人所得稅收入460億元，故而，進一步提高個稅費用扣除標準將很可能動搖個人所得稅的根基，使本來份額就偏低的個人所得稅的地位進一步下降。

　　在我國，個人所得稅地位的下降，可是一個非同小可的事情。這首先是因為，由諸個稅種所構成的稅制體系就像是一個交響樂隊。每個稅種的共同任務雖然都是取得收入，但除此之外，每個稅種也都有其特殊的功能定位——擔負著不同的任務。具體到個人所得稅，除了一般性的取得收入任務之外，它所擔負的特殊任務，就是調節(jié)居民間的收入分配差距。而且，相對而言，至少就當前中國的經濟社會發(fā)展情勢看，后一方面的功能更趨重要。作為政府手中掌握的一種最重要的調節(jié)收入分配的手段，個人所得稅收入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其調節(jié)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

　　其次，還應當看到，這些年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一再拉大，固然有諸如市場體系不夠完善、分配制度尚待規(guī)范等方面的原因，但是，相對而言，可供政府操用的調節(jié)手段的缺失，可能是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在當前的中國稅制體系中，個人所得稅幾乎是能夠直接實施居民收入分配調節(jié)的唯一稅種。正因為這樣，加強而不是削弱個人所得稅的地位，應當成為我們的政策選擇。

　　記者：一方面要減輕個人所得稅的負擔，另一方面又要加強個人所得稅的地位；一方面要照顧到不同收入群體、甚至同一收入群體在不同年間的不同負擔狀況，另一方面，現行分類所得稅制框架又只能實行“一刀切”式的費用扣除標準；一方面要實施更強有力的調節(jié)居民收入分配水平措施，另一方面現行稅制結構體系中的所得稅特別是個人所得稅收入的占比又相對偏低。如此多的“兩難”局面對我們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zhàn)。那么，依您看，在目前的條件下，我們應當采取怎樣的選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