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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里的女白領。(資料圖) 中新社發(fā) 劉錚 攝
外企的白領階層是改革開放30年中興起的。由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他們的生存狀況每況愈下,他們中的許多人開始變得的抑郁了。
白領群體的崛起
在生活中,我們無時無刻不在提“改革”二字。然而,何謂改革?改革只是隨意而簡單地對現(xiàn)狀進行改變嗎?在詞典中可以輕易查到對改革的定義。它指對舊有的生產(chǎn)關系、上層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調(diào)整變動。改革是社會發(fā)展的強大動力。因此,也可以說人類的文明史也是一部改革史。大家也似乎都喜歡改革,市場改革了,醫(yī)療制度也改革了,社會要進步,時代要變遷,這一切似乎都依賴于改革。
有人說,改革是好事兒,停滯不前才是可恥的,那樣的社會只能原地不前甚至退步。也有人說,社會要進步,就必須改革,任何時期想要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時代,都是通過改革換來的。也有些人會提出疑問,為什么改革呢?還有一部分改革,初衷是好的,但由于過程太過復雜而悖于原來的初衷,實在可惜。
中國人目前的現(xiàn)狀如何?真是如任志強所言“中國人太有錢了,房子太便宜了”嗎?國內(nèi)的一部分人也許真是有錢,但民間的說法是,國內(nèi)51%的居民儲蓄存款集中于20%的少數(shù)富裕個人和家庭手中。那一部分的人確實有錢,他們住的是豪宅,隨便一買就是好幾套房子。而另外那些人呢?他們拿著微薄的收入,住著租來的房子,沒日沒夜地奮斗著,一套房子、一輛車就足以讓他們奮斗終身。
“社會是進步了,先富起來的人是當下的既得利益者,而后富的人則暫時沒有得到利益,這個利益的失衡分配也就造成了如今的貧富差距,并且差距正在不斷擴大。大多數(shù)人窮其一生,通過自身的不懈努力只能奮斗到一個中產(chǎn)階層。中國的白領最有希望成為這個階層。然而,隨著一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的來襲,這個團體有些‘受傷’,他們失業(yè)的失業(yè),破產(chǎn)的破產(chǎn),其中很多人被高額房貸壓得喘不過氣來。”一位在某外企從事多 年的白領說道。
隨著時代的進步,近10年來,有那么一種身份在崛起,靠工資能買得起房子、開得起車、生活處于小康水平,思想意識則為個人消費的現(xiàn)代民眾意識,這些人正成為我國中產(chǎn)階層的主力軍,而其中的大部分為白領。
“我們很幸運,也很不幸”
白領是指那種在高級寫字樓里上班的專業(yè)技術人員,特點是高學歷、高收入。特別是寫字樓里的外資企業(yè),更是白領群體云集的根據(jù)地。白領的產(chǎn)生是中國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初級階段的典型現(xiàn)象,也證明了一點,“知識改變命運”。白領意味著體面的工作、優(yōu)雅的外型、豐富的精神體驗。因此,白領成了全社會人人稱羨的身份,它正在迅速崛起,并為中產(chǎn)階層注入血液。
然而,卻有股力量向著他們襲來。于是,他們收入減少了,生活習慣改變了,甚至失業(yè)了。
一個在外企工作了12年的白領告訴記者,沒有背景的我們沒有什么機會發(fā)展,唯一的發(fā)展途徑就是通過“知識改變命運”,通過知識提升個人能力,用以實現(xiàn)自身價值。
她認為,隨著外資的引入,外企逐漸興盛起來,這讓官本位文化色彩濃厚的國度有了一絲新穎的氣息,也讓知識分子有了發(fā)展的機會。在國內(nèi),要取得發(fā)展、改變命運的途徑有兩種:一是當上公務員,進入仕途;二是進入外企工作。眾人皆知,前者是非常不易的,不僅需要通過成千上萬人的競爭,還往往需要足夠強大的人脈關系和財富實力。
通常人們也只能選擇后者,或者在私營企業(yè)工作。
她說道:“我們很幸運,也很不幸。幸運的是,我們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進入外企來改善自己;不幸的是,有一股力量在侵蝕著這個環(huán)境。”
據(jù)她表示,外企雖然待遇豐厚,但是卻沒有像其他某些行業(yè)有著所謂的灰色收入,所以在收入以及納稅上是非常透明清晰的。白領的確是在國內(nèi)興盛了一段時間,但好景不長,隨著金融危機的加劇,各大外企遭受了經(jīng)濟危機的嚴重沖擊,尤其外企員工還遭遇了一些不利政策,那種想抱著外企“大腿”尋求發(fā)展的努力也逐漸不行了。
當記者詢問其對“吉林通鋼事件”的看法時。她表示,可以理解這起事件的發(fā)生,因為當改革重組發(fā)生后,許多工人面臨著失去賴以生存的工作的前景,加上現(xiàn)在環(huán)境這么不景氣,而且又沒有說話的渠道,他們只能通過某種方式來宣泄自己的壓力。
她認為,有些改革措施的初衷可能是好的,但在實施時,卻忽視了一些人們的利益,以致于取得了相反效果。譬如,近兩年公積金的某些改革變動。她說:“本來我每月能取得四五千元的公積金,由于新政策規(guī)定的上限,使得我每月僅能拿到2000元的公積金,比以往降了好多!
另外,她提到了《勞動法》的修改。原本外企員工被裁員后,可以取得額外一年的工資補償,即裁員費。但由于現(xiàn)今的規(guī)定:失業(yè)后的補償不得高于平均工資水平的3倍,假定當時的平均工資水平為3000元,那么失業(yè)者最多只能取得額外9000元乘以12個月的工資補償,這樣對外企的員工是非常不利的。一旦他們的工資高于9000元,他們就得獨自承擔這些損失,而企業(yè)一方的裁員成本就因此大大降低了。當然,這些工資高于9000元的人就大部分集中在外企當中。
為此,一位剛入職一年多的某外企員工對這點也表示了憂慮。他說:“雖然現(xiàn)在的稅后收入還沒達到這個數(shù),但是按照單位的工資上升率,兩年后就能過這個數(shù)了。雖然覺得自己能力不錯,但萬一哪天‘災難’真降臨到頭上了,那就真挺難受的”。
這樣的政策,看起來初衷是為了限制高收入者縮小社會貧富差距的舉措。實際上,在他們看來,更像是一場政府與企業(yè)間的博弈所產(chǎn)生的結果。“某些企業(yè)不想承擔更多的責任和負擔,而政府又得最大限度地保護工作者的利益,這么博弈的結果可能就造成了《勞動法》的修改,但這樣的改革似乎對企業(yè)更加有利!
她表示,這些措施的直接影響就是,讓他們的收入降低了,而且個人的習慣也不得已作出了一些調(diào)整。
“我們雖然不能開源,但總能節(jié)流吧。我覺得整個消費欲都減少了很多,以前看上的東西都會直接下手購買,到了現(xiàn)在,反倒得掂量掂量了!彪S后,她指著身上的衣服說:“這件就是在我家樓下的地攤買的,才50多元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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