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人們對房價是否要計入CPI的爭論中，一個主要的分歧在于居民購買新住房到底是消費還是投資？

　　按照西方經濟學的定義，消費是指家庭在當期用于非耐用消費品、耐用消費品以及服務上的各項花費或支出。投資則是指經濟社會生產有形資本品的一種活動，或者說是新資本品的創(chuàng)造，其實施主體一般為企業(yè)。

　　不過，有一個例外，即居民購買新住宅屬于投資。但是，對于為什么這樣界定，西方經濟學家的回答恐怕很難讓人滿意。例如，在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與人合寫的《宏觀經濟學》中提出，將居民住房支出作為投資只是為了計算GDP，才“把企業(yè)部門將住宅銷售給家庭的活動稱為居民投資”。

　　從伯南克的解釋中可以看出，西方學者實際上還是將居民投資變相看作是企業(yè)的一種活動，因為它像企業(yè)購買機器設備、新廠房一樣，也形成了新的耐用資本品。

　　顯然，如果從寬泛的角度看，把居民購買新住房作為一種投資行為是符合現代經濟學精神的。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這種理論的立足點與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有較大的差異，我國現在所處的經濟發(fā)展水平和消費理念決定了實際生活中住房支出的主要經濟屬性是消費，而非經濟學中的投資。因為居民購買新住房雖然導致了當期社會固定資產的增加，但這種支出更多地是為了滿足居民的消費需求，并沒有直接形成生產力，也不會增加未來的消費水平。

　　顯然，在我們的統(tǒng)計體系與所謂的國際慣例接軌時必須還原經濟指標的本來功能，充分重視中外的經濟文化差異，否則為接軌而接軌的機械做法只會舍本求末，弄巧成拙。

　　作為度量社會物價水平尤其是與消費者生活密切相關的商品與服務的價格水平的一個重要指標，消費者價格指數(CPI)是反映居民生活費用變化的指示器，也是消費者估計自身福利水平和評價宏觀經濟政策有效性的一個主要參考指標。西方之所以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yè)率之和稱為“痛苦指數”，無非是說這兩個指標共同構成了考量選民福祉的一把尺子。

　　從這一意義上講，合理的CPI必須反映消費者在進行各項消費時的支出額度變化趨勢的。盡管在實際的統(tǒng)計工作中CPI不可能涵蓋家庭所有的消費項目，但它一定要包括那些最重要的消費項目，并根據各項支出的比例確定其權重。由于我國絕大多數城市居民在購買新住房時主要是為了滿足居住需要，因此將購買住房的支出視為消費更符合經濟實際，這樣計算出來的CPI才能真正發(fā)揮其價格信號作用，揭示居民的生活開支變動情況。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城市居民對自有住房主要用途上的觀點不應該被“與國際接軌”的聲音所淹沒，經濟學家、政府機構有必要從經濟理論的實質性功能上重新審視這一問題，逾越理論與現實的鴻溝。

　　事實上，在1993年以前，有許多市場經濟國家也是把住房花費作為消費的。即使是在今天，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仍然是將購房支出視為消費的，美國、加拿大以及歐盟一些國家也在CPI的計算時對新住宅購買的消費特征進行了妥善處理。(周清杰)